上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英引發了中英媒體的廣泛關注，無論是金馬車接送，還是英倫範兒十足的接待儀式，作爲老牌紳士國家，英國都可謂做得盡善盡美。不少國人甚至追今撫昔，認爲隨着中國的崛起，中國在這個當年“羞辱過中國”的大英帝國面前總算找回了顏面。不過，回首百年前的那段交往史，至少在外交禮節上，中英之間到底誰先羞辱了誰，還真難說。
彼來：磕頭引發的糾紛
對於本次習近平的訪問，美國《華盛頓郵報》批評英國對華採取了“全面磕頭”的政策，此論一出，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立刻進行了激烈反駁。說來有趣，“磕頭”這個字眼的確是英國對華外交中最不能聽的比喻，因爲兩百年前中英第一次禮儀之爭，就是磕頭引發的。
與今天一樣，中英之間第一次外交接觸也始於經濟利益的驅動。1793年，正在進行工業革命、急於向中國傾銷商品的英國政府，派出馬戛爾尼勳爵領銜的使團訪問中國。深諳外交之道的馬戛爾尼的真實目的是開拓中國市場，但他沒明說，而是玩了個小花招——號稱是代表英王前去給乾隆皇帝祝壽。十分好面子的乾隆一聽自然龍顏大悅。地方官員也不敢怠慢，熱情迎請了英國使團。馬戛爾尼一路好吃好喝，於當年9月到達承德避暑山莊，準備覲見在那裏狩獵的乾隆。
故事到這裏本來挺好，然而就在覲見即將進行的時刻，雙方卻因爲覲見禮節而起了糾紛。按照清廷禮制，馬戛爾尼覲見乾隆皇帝時須三拜九叩。然而在英國人眼裏，雙膝下跪是面對上帝時纔有的禮節，磕頭更是聞所未聞。中英之間關於禮儀的拉鋸戰就此展開：起初，乾隆以爲英國人是因爲“久居化外”不懂得禮儀，還“體貼”地派了個欽差大臣徵瑞教英國人如何行禮。徵瑞教導英國人也算苦口婆心，據英國方面記載，此公跟馬戛爾尼談話中，甚至還“善解人意”地把西方人“無禮”歸咎於服飾的區別，說我們中國的長袍多好啊，寬寬大大想跪就跪，想磕頭就磕頭；你們英國人的服裝設計得就不太合理，磕頭不方便嘛。不如你們覲見皇上時把腰帶、吊帶都去掉，這樣君臣名分就好講多了。想不到英國人就沒想跟乾隆講中國式的君臣禮儀，壓根兒沒接徵瑞的茬。
道理說不通，只能來硬的。乾隆爲使馬戛爾尼屈服，一度下令給英國人的伙食降檔，每人每天只能得到原來四分之一的口糧。不想馬戛爾尼更硬，索性以絕食抗議。最後時刻，雙方不得不各退一步，馬戛爾尼在覲見乾隆時行了單膝下跪禮。其實，在馬戛爾尼看來，如此大禮已經體現了對中國皇帝的極大尊重，按西方的規矩，覲見他國君主只需三鞠躬，只有見本國君主時纔會單膝下跪並吻手。然而乾隆並不領情，斷然拒絕了馬戛爾尼使團提出的通商請求，並授意手下官員從速將這幫不知禮儀的英夷禮送出境。中英之間第一次“親密接觸”，就這樣以喜劇開頭，而以鬧劇收場了。
中英之間有關磕頭的糾紛並沒就此結束。1816年8月，英國的第二批使團由阿美士德率領到達北京。由於二十多年前馬戛爾尼的傲慢無理，使嘉慶皇帝決心一定要讓英夷接受教化三拜九叩。於是，英國使團18日午夜剛到北京，氣還沒喘一下，就被宣召進宮。在殿外等候的時候，中國官員們開始“教育”特使阿美士德磕頭，看口頭說服教育無效，大臣們居然動手，於是雙方在紫禁城大殿外就開始“弘揚武學”，一時間好不熱鬧。一番“酣戰”之後，阿美士德最終憤然離去，乾脆放了嘉慶皇帝的鴿子。又是因爲禮節談不攏，中英這次沒談成。
我往：李鴻章的英國行
近代歷史學家蔣廷黻有句話說：“中西的關係是特別的。在鴉片戰爭以前，我們不肯給外國平等待遇；在以後，他們不肯給我們平等待遇。”在外交的“裏子”上，蔣廷黻先生的話也許是真知灼見，然而，面子上，以英國爲首的西方其實沒給中國太多難堪，甚至有的時候，外交禮節還超出常規。
1896年，剛剛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中國國運可謂跌到了谷底，一手操持洋務運動的北洋大臣李鴻章此時更成爲千夫所指。爲了躲避國內的指責之聲，更爲了給內外交困中的清朝尋找盟友，清政府特命李鴻章爲一等欽差大臣周遊世界。想不到，李鴻章此行因禍得福，反而受到了各國政府的空前禮遇，幾乎到處受到國家元首級別的接待，有的國家還把他譯爲“中國副國王”，高接遠迎。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當年曾被乾隆、嘉慶兩代皇帝逼跪過的那個英國，幾乎拿出了所能想到的所有禮節接待這位已經失勢的李中堂。李鴻章前往外省參觀時，爲了確保安全，英國政府甚至特地調撥了一列專用火車，並準備了四輛客車開道。爲表尊重，英國女王甚至特地將皇家維多利亞勳章授予他，李成爲獲得該勳章的首位外國人。
與英國方面禮節上的無微不至相比，李鴻章雖然半生操持洋務，但在禮節上卻仍然不免露怯。訪英期間，主人邀請他去看一場足球賽，李鴻章在看了半場以後，突然問陪他一起觀戰，並看得津津有味的英國勳爵、子爵們，“那些僕人，把一隻球踢來踢去，什麼意思？”英國人說：“這是比賽，而且他們不是僕人，他們是紳士，是貴族。”李氏搖搖頭說：“既然是貴族，爲什麼不僱些用人去踢？爲什麼要自己來跑得滿頭大汗？謬矣哉，謬矣哉！”對於李鴻章這番完全“外行”的評論，陪同者也沒有戳破。
國力衰微，又對西方如此陌生，李鴻章卻如此大受歡迎，這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正當李鴻章環遊世界時，剛剛在甲午戰爭中領軍打敗李鴻章的日本政治家山縣有朋也在訪問歐洲。前後到達的兩人待遇卻差別巨大，倫敦記者就此事採訪山縣有朋，山縣無奈地說：“中國是大國，李鴻章又是著名的人物……西方各國無一不想與其親善併合作獲得利益……我不能嫉妒他。”
“中國是大國”，山縣有朋的這個評價，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英國對華外交的主軸。不管強盛也好，衰落也罷，中國龐大的體量時刻吸引着英國這樣一個經商國家孜孜不倦地對華“求交往”。面對這樣一個百年不變的追求者，與其沉湎於被“追捧”的驕傲或感嘆被“羞辱”的不公，倒不如心平氣和地摸索與這個國家的平等交往之道，也許這纔是中國最應思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