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三世，又叫做佐治三世，英國國王，全名叫做喬治·威廉·弗雷德裏克，生卒時間1738年6月4日-1820年1月29日，是英國歷史在位時間第三長的君主，僅次於伊麗莎白二世、維多利亞一世。
作爲國家頂級權力的掌控者或日最高執政者，18世紀的英國國王喬治三世在腐敗方面“親力親爲”、“躬身入局”。而這種源自政治頂層的腐敗，正是腐敗高發期的核心標誌。
從1760年登基到1820年駕崩，享年81歲又239天的喬治三世(George III)在位59年又96天。他是英國曆史特別是英國近現代史的一位“關鍵先生”。正是在他漫長的統治下，英國作爲現代工業革命發祥地而載入史冊。然而，喬治三世執政期間，大舉揮金操控議會，極力蒐羅“國王之友”，畢生渴望恢復“王政”，把“光榮革命”中被剝離分散的王權收復，可“愈治癒亂”的執政實績給他開了個大玩笑，輸掉獨立戰爭、丟了沃野幹裏的北美殖民地不說，自己也在晚年成了神經錯亂的“瘋喬治”。西方學者甚至認爲他即位的1760年是“英國近代貴族寡頭體制的頂點。”
在英國曆史上，十八世紀被認爲是處於兩場劃時代的革命，即十七世紀“光榮革命”和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間的轉型過渡期。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在1688年發動的非暴力政變，僅以更換一個國王之代價便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此後，“君權神授說”逐漸被“天賦人權論”取代，議會開始通過立法權來控制軍隊、法律、行政，甚至能決定國王的生活費用以及由誰來當國王，因而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發揮着權力中心作用。英國也開始脫下封建主義的華服，換上資本主義的盛裝。然而，儘管“朕即國家”式的不列顛君主專制體制結束了，“王在法下”的立憲民主制度生成了，但英國的政治轉軌和社會轉型不可能一蹴而就，事實上形成了由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等雜糅幷包的混合政制。
喬治三世
實際上，不管是何種混合政制，最關鍵的是“誰混誰合”的問題，即誰爲核心、誰爲陪襯的問題。當時，“國王-內閣-議會”的政治鐵三角悄然發生權力轉移，國家治權不斷從國王手中向內閣和議會輸送。如1694年《三年法案》規定“每隔三年即重新進行一次議會選舉”，以避免議會被國王遍植黨羽而淪爲王權的工具。寫在紙上的王權限制法案低估了腐敗頂層的政治權謀，因爲還有一種情況：“國王之友”從一開始就把控了整個英國議會。爲了達到“既統且治”的目的，喬治三世1760年登基後所做的頭等大事就是通過賄選重新把持政局，把長期以來控制議會的輝格黨人和“政府之友”派趕下臺。
1761年3月，喬治三世宣佈進行議會大選，那些忠於他的“國王之友”開始拉票之旅。由於做足賄選的“功課”，曾任太子太傅的國王寵臣布特伯爵早在選舉之前就斷言：新議會必將是“國王的議會”。喬治三世本人成爲“拉選票的頭號紳士”，通過提供免費啤酒和食物、特殊恩賜等方式影響選舉結果只能算是一點政治“熱身運動”。在其授意下，558名下院議員中僅有約300人沒有得到政府提供的職位、合同或年金。他還開始大封貴族，以此來向上議院示好。爲了打壓輝格黨人，急於“趕走老幫派”的喬治三世立即剝奪了首相紐卡斯爾公爵替國王分封官職的權力，並且把許多官職恩賜給他自己的支持者。他即位不到兩年，“國王之友”派便在下院佔據了多數。儘管他們尚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那種黨派，但所有人都逐漸明白了“國王之友榮，政府之友辱”的道理。當然，打着民主、民選的旗號，卻能夠享受集權、專制的好處，這並非英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土特產”，因爲我們還將在19世紀美國崛起的過程看到如出一轍的熟悉場景。
白金漢宮
大選之後，儘管爲賄選已出資甚巨，但志得意滿的喬治三世仍花了當時令國人咋舌的2.1萬英鎊買下白金漢宮，作爲禮物送給王后。同時，他立即起用布特伯爵出任首相併組成“國王之友”內閣。布特伯爵是其母后的情人並僅靠“閨房政治”得以爬上權力巔峯。爲了給這位新任首相“包裝”政績，喬治三世決定繼續掄起賄選的大棒，讓轟轟烈烈的英法七年戰爭(1756-1763)在他手中結束。其實，喬治三世和布特伯爵都明白七年戰爭是一場利國利民的大勝仗，戰勝者英國乘勢確立了海上霸權及其在海外殖民的優勢地位，戰敗者法國的殖民地貿易則從1755年的3000萬里爾迅速萎縮到1760年的400萬里爾。但這場戰爭是由反對國王的輝格黨人老威廉·皮特爲核心發起和指揮的，戰事越是順利，就越對意欲搶班奪權的布特伯爵不利。
因此，布特政府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儘快結束“七年戰爭”。喬治三世甚至親自向上下兩院發表停戰演說，稱戰爭是“流血犧牲而且異常昂貴”。而當他日後派出規模龐大的遠征軍到北美去打獨立戰爭，每顆子彈、每粒糧食都要從本土越洋運往時，卻從未有過“昂貴”之感。爲了使議會順利批准英法停戰《和約》，喬治三世繼續揮舞錢袋，以大量金錢賄賂議員。當時的情況是公開行賄受賄，政府公開收買議員，而議員們以200鎊出賣自己的一票。有的財政官員坦承，一早上就花掉2.5萬鎊賄金。短短半個月內，“國王之友”們就收買形成一個議會多數派來批准《和約》。由布特伯爵親手結束的七年戰爭，是喬治三世復興“王政”的重要政治營銷策略：既給布特政府披上“和平締造者”的光環，又在打壓異己的同時給自己帶來制定戰後“新政”的空間，可謂一舉多得。經過此後一二十年的持續努力，喬治三世終於摧垮了輝格黨的舊權貴集團，並開啓了託利黨即“國王之友”派的新寡頭統治。英國的歷史座標似乎又回到了“光榮革命”之前的原點，只不過貴族分化爲了“執政貴族和在野貴族”。
喬治三世
更有甚者，或許是母后的行爲不檢點，使得喬治三世的弟妹都是醜聞纏身之人，迫使他經常要用舞弊濫權的手段來爲“第一家庭”遮羞。如他經常出入妓院的小弟弟坎伯蘭公爵亨利陷入大臣高富諾所設圈套，因與其妻亨利艾塔通姦被起訴。最終，法庭判決坎伯蘭公爵向高富諾賠償一萬英鎊，並負擔3000英鎊訴訟費，拿不出錢就將被下獄。情急之下，喬治三世只好命令首相諾斯“運作”經費來給弟弟還債。有如此之多的煩心家事需要開解，無怪乎談到18世紀英國的政治頂層時，溫斯頓·丘吉爾公允地指出，喬治三世“善於處理瑣碎小事，而對基本原則和重大問題卻難以駕馭”，是一個根本無力“遏制腐敗之風”的不稱職者。
貴爲一國之君，國王還需舞弊?國王向誰行賄?——乍看起來，這些似乎是僞命題。然而，18世紀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所作所爲，向我們展示了頂層賄選和徇私枉法的真相。雖然英國因率先開啓傳統國家的現代轉型和政治革新，並被冠以、“議會之家”、“自治之家”等名號，但喬治三世卻用行動和事實告訴後人：靠賄選控制老議會，就仍可成爲新王者!雖然“王在法下”已是口號，但“王法更大”卻是現實。頂層賄選，可能是近現代“英式民主”場景的原始底片;頂層腐敗，或許是喬治三世留給後人的最大“政治遺產”，特別是當它們被用作反面教案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