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來，清政府內憂外患，民族矛盾越加嚴重，階級矛盾也日益激化。清政府國力日益不足，形成了西強東弱的客觀形勢。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治體制竟一波三折，引發一系列錯誤。
更使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日趨緊張，多重矛盾交織，形成了積貧積弱的惡性循環。由於第二次鴉片戰爭處置不當，咸豐皇帝被迫跑到承德避暑山莊，最後死在北京故宮之外。在繼承人問題上，咸豐帝的遺囑留下了很大的政治隱患。
他一方面考慮到皇后無子，貴妃幼子繼承大統，將會出現皇后與母后專政間的矛盾，他設想出一個八大臣贊襄、兩宮皇太后各執一印(皇后用“御賞”印。那拉氏代載淳用“同道堂”印)的政治體制，以求達到互相牽制的效果，這是咸豐帝死前的精心安排。
誰曾想到，他將六弟奕訢排除在體制之外，使之不能參與朝政，這就開啓了政局不穩的先兆。咸豐帝死後，肅順等贊襄王大臣深知身爲皇子生母的西宮那拉氏潛在的政治危險，就採取了“抑西揚東”的策略，從禮儀封號上先後爲東宮、西宮封號。
以示嫡、庶之別，通過對西宮的貶抑，以圖分化兩宮皇太后。迫於情勢，西宮慈禧太后不僅主動拉攏東宮慈安太后，還聯合此時在京師與英法聯軍談和的恭親王奕訢。內外聯手，最後除掉了肅順等八大臣，不僅使雙方生命得以保全，而且政治生命也得以延續。
同治初年，奕訢以議政王名分主持朝政，實握相權。慈禧太后實握帝權，把持朝政，出現了帝、相、後並存的政體，這種以太后之尊聽政的慈禧慈安兩太后、年少軟弱的載淳帝、主持日常工作的奕訢等王大臣之間構建的三角政治格局。
既有臨時穩定的因素，從長遠看又使清廷最高層具有一種不穩定的因素。慈禧和奕訢之間在達成某種默契的同時，也潛伏着一種難以消除的權力矛盾。直至1865年，慈禧太后以奕訢不守禮儀之名，取消議政王名號，收回了相權。
1881年，慈安太后暴崩，慈禧太后得以一宮“垂簾”，獨攬朝政。爲進一步去除絆腳石，在1884年中法戰爭酣戰之際，慈禧太后以奕訢用人不力爲名將其逐出軍機處，重新改組軍機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