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白天，雍正還在接見大臣、處理政務，當天半夜，他就去世了。惶惶無措的大臣們找到了他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之後的傳位密詔，確定了接班人是皇四子弘曆，即乾隆。乾隆聽到是自己而非弟弟繼承大位後，立刻伏地大哭，無論王公大臣怎麼勸解，他都不起來。
大清開國以來，五位皇帝登位都經過了激烈的鬥爭，幾乎每一代都是劍拔弩張，甚至血雨腥風。只有他的即位過程光明正大，水到渠成，沒有一絲波瀾。乾隆不能不爲自己的幸運慶幸。
不過，作爲一個情商極高的人，乾隆絕不會泄露心中的任何一絲興奮。他迅速調動起全部精神，投入到“孝子”角色中去。
雍正的喪事進行得迅速而周到。
乾隆對於喪禮上孝子的所有規定動作都演出得十分盡力到位，令人感動：大殮之際，他無數次掙扎跳躍，攔着不讓人蓋上棺材。從第一天半夜到第二天傍晚，他一整天不吃不喝，哭個不停。
按禮制要求，黃輿(雍正的棺材)回紫禁城時，乾隆應該在乾清門(紫禁城內廷的正宮門)內迎接。然而乾隆不同意這樣做，他堅持要親自全程護送黃輿回宮。大臣們不同意，乾隆還特意下旨說：“若在乾清門內迎接，我實在不忍心。你們不要再勸了，讓我稍盡孝心吧。”
在護送黃輿回宮的一路上，乾隆“哭不停聲”。進入乾清門前一刻，他又下旨，說他不以新皇帝的身份直接由乾清門入宮，而要由內右門(位於乾清門之西，軍機大臣等官員自此出入)入，以示對剛剛死去的父皇的尊重。其他任何一個孝子也不可能把這些細節做得更到位了。
儘管乾隆在喪禮上很孝順，他對雍正的真實感情卻十分可疑。
從很小時候起，乾隆就對嚴厲苛刻的雍正沒什麼親近感。在以後的一生中，他最尊敬、也最常提起的男性親人是祖父康熙;對雍正，乾隆很少提起，偶爾提到，也口氣平淡。
在中國曆代皇帝中，康熙以“人情味濃”聞名。他爲人真誠坦率，待人和藹可親，處事寬厚大度。年幼的乾隆從見到他的第一面開始，就對他產生了莫大的親切感和信任感。而對父皇雍正，乾隆感受更多的是恐懼。
實際上，大臣們也都比較反感雍正：第一是他刻薄的個性讓人不敢親近;第二是他即位之後對手足兄弟和心腹大臣的薄情殘忍讓所有人觸目驚心;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他爲政過於嚴苛，其頒佈的一系列酷烈的政治措施幾乎得罪了社會的所有階層。
乾隆相信，自己當皇帝，絕不會像父皇這樣偏執愚蠢，以致承受從百姓到官員的惡評。
讀書時，他曾系統地研究過歷史上所有的著名帝王。心高氣盛的他睥睨千古，沒發現什麼特別偉大的人物。在他眼中，合格的皇帝只有三個：漢文帝、唐太宗和宋仁宗。但是，漢文帝雖賢，卻不善於挑選人才來輔佐自己;宋仁宗雖仁，能力卻有不足。令他真正敬重佩服的，只有唐太宗一人而已。登上帝位的第一天，乾隆就把唐太宗樹爲自己的楷模，對自己帝王生涯的未來充滿了絢麗的想象。
要做到這一點，他首先就要否定自己的父皇。孔子說過，真正的孝道就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自負的乾隆絕不會讓任何一個空洞的道德字眼束縛住自己的手腳。他把雍正的喪禮辦得無比盛大，接下來就毫不猶豫地與父皇唱起了反調。
在雍正駕崩的第三天，乾隆就把父皇十分信任、供養於宮中的道士們趕出了皇宮，還發布聖旨說“先帝不過將這些道士當作取樂的優伶小丑，沒有聽過他們的話，沒有吃過他們的丹藥，還多次當面向朕說這些人是市井無賴，最喜造謠生事”。
正所謂“此地無銀三百兩”，這道聖旨正向天下公佈了雍正的真正死因：在道士的勸說下服用了含有劇毒的丹藥而死。雍正大肆崇佛尚道，曾經親自在宮中舉行法會，還請一位禪師住在宮中，參與國家機密事務，“倚之如左右手”。乾隆如此迫不及待地否定先帝的宗教生活，可見他對雍正信用術士行爲的鄙夷與反感。
雍正一生酷好祥瑞。在他統治期間內，中國歷史上所有的祥瑞品種差不多都出齊了，嘉禾、麒麟、五星連珠……一樣接一樣地出現在官員的奏摺裏，雍正說這是自己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上天感動於他的仁義，便降下這些祥瑞。他想由此證明自己統治合法、治理有成—這自然是對“雍正篡位說”的一種變相迴應。
在乾隆看來，搞這一套太小兒科、太可笑了。他一上任就下旨：如果百姓安居樂業，就算沒有祥瑞也無損於太平之象;如果國家治理不好，即使天天出現祥瑞也毫無用處。他還明確告誡大臣，應該踏踏實實做事，切不可搞那些祥瑞的虛名。在即位當年的九月，他又宣佈：“凡慶雲、嘉穀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許陳奏。”
雍正有一項惹人議論的政策：鼓勵百姓開荒，並以各地開荒畝數來衡量地方官的政績。結果各地官員紛紛虛報開荒數字。由於賦稅隨畝數同步增長，這變相增加了百姓的負擔。乾隆即位後，馬上要求各省督撫詳細覈實開荒的畝數,對以前捏造的數字一一處理。
惠民措施的實施減輕了底層貧困百姓的生活負擔，朝野一時間呈現出了勃勃生機。
在雍正的所有作爲裏，最爲人詬病的是其對手足兄弟的殘酷無情。
當年的“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之獄是愛新覺羅家族史上最大的隱痛和尷尬。在雍正以前，滿洲皇族內部雖然也紛爭不斷，但從來沒有撕破臉到親兄弟相殺、相囚，把親兄弟連同其子孫後代一起開除出族籍的程度。在崇尚孝悌的宗法社會，無論雍正有多少苦衷，將八弟、九弟削籍、祕密處死，三哥和十弟、十四弟永遠囚禁，這些行爲都是無法讓人原諒的。在雍正執政的13年間，雖然沒有大臣敢對雍正的處置提出指責，但乾隆非常清楚，這一過分的舉動反而使雍正的政敵贏得了幾乎所有人的同情，包括乾隆自己。爲了贏得皇室內部和中上層王公貴族對自己的支持，他必須改正父皇的這個錯誤。
在即位一個多月後，乾隆頒佈了一道震動天下的聖旨：“允禩、允禟等人的子孫血管裏流的畢竟是愛新覺羅的血，繼續把他們開除宗籍，與普通百姓一樣，實在不妥。這件事到底如何處理，請諸王和文武各抒己見，拿出一個方案來報給朕。”
這道聖旨分明是要給雍正的兄弟政敵平反，朝野上下對新皇帝的膽魄無不驚訝。
旨意一下，大臣們當然知道應該怎麼做。他們建議乾隆恢復這些人的宗室身份。不久，幾乎所有因儲位鬥爭而被摒出宗籍之外的人又恢復了天潢貴胄的身份，那些被圈禁高牆的宗室王公也重見了天日。乾隆下令，給允禩、允禟的子孫撥付相當豐厚的產業，以資生活。就連最重要的案犯，雍正當日最大的競爭對手十四弟也被放了出來，乾隆賜給他公爵爵位，給予優越的生活待遇，讓他安養晚年。乾隆還想把十四叔被囚13年的俸祿一一發還，因十四叔堅辭不受而作罷。
新皇帝的“寬仁”如春風一樣，讓這些人重獲新生。這一重大舉動確實一下子掃除了皇室王公之中對雍正、乾隆一脈的怨恨之情。
下一步就要爭取官僚集團對自己的效忠了。
帝位更替之際，新皇帝的爲人和作風當然是全天下關注的焦點。令大家欣喜的是，乾隆性格溫文爾雅，與雍正明顯不同。
雍正時期的君臣關係是典型的貓鼠關係。雍正總是以惡意去忖度臣子，對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苛刻明察，一絲錯誤也不放過。乾隆卻讓人一望就感覺即之也溫。
一般來說，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代君主都會罷黜一批舊臣、起用一批新人，以推行自己的執政理念。乾隆卻沒有這樣做。他十分尊重父皇時期留下的張廷玉、鄂爾泰等老臣，即位之初，不對他們直呼其名，而稱呼他們“先生”“卿”，並且動不動就施恩賞賜。乾隆處處效仿唐太宗面對諫臣的優美風度，凡有自己拿不準的事，他無不向老臣虛心請教;自己有事外出，日常國務即由他們處理和轉達。
乾隆則效仿祖父康熙，以寬大待人，每每從大臣的角度出發，替他們考慮問題、解決困難。在雍正的嚴刑峻法之下，一大批官員戴罪獄中，更有很多官員因爲要追賠貪污款項而傾家蕩產、四處流離。
從“寬則得衆”的原則出發，乾隆釋放了那些受罰過重的官員，比如因貽誤軍機被判死刑的幾位名將;一些令人同情的文字獄要犯已經被雍正處決，乾隆便放回了他們被流放的家屬。
雍正去世時正因追賠贓款而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的官員也一律獲得了寬大處理：賠款到此爲止，不株連親友。乾隆即位三個月，一次就免除了69名官員的欠款。他還下令清查歷年的虧空案，若有一絲可以寬恕的情形，就予以寬恕。在乾隆初年，被從輕處理的官員超過了2000人。
這立刻贏得了官僚階層的歡心。雍正統治時期，每個官員成天提心吊膽、惴惴不安;現在，他們終於放下了緊張了13年的心。
大清王朝這艘巨輪迅速改變了航向，由“嚴”一下子轉向了“寬”。
乾隆這樣做，有多重理由。新君即位，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贏得人心。要有效贏得人心，最直接的手段無疑是讓他們馬上得到眼前利益。最重要的是，經過雍正13年的風霜之治，大清社會政治紀律嚴明，貪污腐敗得到有效控制，百姓在王綱之下戰戰兢兢，已經沒有進一步高壓統治的必要。此時化嚴爲寬，乾隆既可享受父皇嚴治的成果，又可享受百姓對自己的感恩戴德，何樂而不爲?
所以，當時所有人對乾隆的感覺都是仁慈善良，如春風拂面，值得萬民稱頌。於是四海之內無不歡呼雀躍，江南還出現了“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的歌謠。連當時在北京的朝鮮使臣也一再稱讚乾隆的政績，認爲他是賢君。
乾隆志得意滿，繼續前進。
等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初，河南光州一個倒黴的人被舉報稱他家祠堂所懸的匾額對聯“吾祖吾宗，貽厥孫謀;若裔若子，增其式廓”氣勢太宏大，只有皇帝用起來才合適，平民百姓不可妄用，將此案列爲文字獄大案火速上報的地方官卻遭到一頓劈頭蓋臉的訓斥。乾隆說：閉着眼睛都能看出這是一起誣告案件，像這樣吹毛求疵，天下還有誰能倖免?
既然皇帝不爲已甚，地方官當然也就樂得不再傷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後，連一度盛行的文字獄也稀稀落落，顯著減少。血雨腥風終於停息，讀書人提了幾十年的心終於放了下來，全國上下都長長地出了一口氣。
乾隆已經發現，持續多年的文字獄運動如同把整個社會放入一個高壓鍋裏進行滅菌處理，完成了從外到裏的全面清潔。從物質和精神兩方面，乾隆盛世都已超越文景、貞觀、開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頂峯。
在乾隆四十五年，70歲(虛歲)的乾隆親筆寫了一篇文章《古稀說》，把全國的形勢形容爲“國家之安，前所未有”—這種富庶、和平、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真可謂“古來稀”了，而朕也確實是古往今來最有福氣的皇帝。
完成了自己青年時期的理想，70歲的乾隆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從70歲到80歲這十年間，他仍然是那麼精神矍鑠，仍然是那麼勤政不懈，不過他沒有再興起大的政治運動，而是事事以安定團結爲重了。
這十年間，大清王朝所發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乾隆四十五年的70歲大壽，乾隆五十年的75歲大壽，以及乾隆五十五年的80歲大壽。再也沒有什麼需要他費心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