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活動和聚居的地區。新疆悠久的歷史和璀璨的文化構成了中華文明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人類的歷史是從利用石頭開始的，所以，考古學上將人類最初的歷史稱作“石器時代”。毛澤東同志.一首詩中所謂“人猿相緝別，只幾個石頭磨過”講的就是這個意思。石器時代是原始社會的標誌，大致是指距今二三百萬年至公元前三千年;它又分爲舊、中、新三個時期。近代新疆各地考古發掘資料表明：新疆已經發現距離現在萬多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舶人類遺址，例如在塔什庫爾幹河岸東岸、民豐縣、和田市以及吐魯番交河故城等地，應該說，這些遺址的發現昭示着人類文明的曙光，在這些地方生活的人們是新疆最早的居民之一。
這裏的人們當時使用着一種看似很笨重的打製石器;並且已經知道用火。如果說這些舊石器遺物不是很規範，還需要更多的新的出土文物進二步加以論證，那麼，—些中、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遺物的發現則比較清晰地反、映了遠古時期新，疆各地居民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狀況。在大約公元前三千多年的中、新石器時代，天山南北各地，諸如哈密的七角井和三道嶺，羅布泊西岸，吐魯番盆地的阿斯塔那，烏魯木齊縣的柴窩堡，以及木壘、奇台、伊犁、庫車、巴楚、且末、于田、皮山等地都已出現人類祖先活動的遺蹟，當時人們使用。
一種在原來笨重粗糙的打製石器基礎上進一步加工而成的石片、石核。學術界稱爲“細石器”，其製作工藝比較複雜。羅布泊地區的人們爲了得到石器工具，甚至不惜行走數百里到遠處的山地中採集加工，考古工作者在阿爾金山中曾發現了製作石器的工場。人們還發現，這一時期新疆各地出土的遠古時代遺物的石器型制、磨製技術以及共存的彩陶色彩、圖案風格與我國華北地區以及甘肅、寧夏等地相近;而與西方各地出土文物迥然有別。這不僅否定了所謂“各國文化西來說”，而且清晰地顯示了新疆史前人類最初的經濟生活和社會活動與祖國內地的相似性，以及存在着的一種文化上的內在聯繫。
根據司馬遷《史記》和班固《漢書》等史料記載以及考古資料分析，大致在相當於我國曆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新疆地區逐步完成了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過渡。各種資料都清楚地顯示：從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再到鐵器時代，一直至秦漢之紀，已有很多部落、民族在西域各地遊牧聚居，繁衍生息，例如天山北部地區的塞人、羌、大月氏(音支zhi)和烏孫人，因爲他們的生活方式以畜牧業爲主，故被稱之爲“行國”;在天山以南、崑崙由以北租蔥嶺以東地區，則居住生活着許多以農業生產方式爲主的居民和部落集團，人們將他們稱之爲“城郭諸國”。《漢書·西域傳》中所謂的“西域三十六國”主要是指這些“城郭諸國”。
這些地方政權組織因自然條件不同，不僅有自已風格獨特的農業、畜牧業、手工業、商業生產，而且其社會內部已劃分爲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富人和平民階層，有各自的軍政管理體系。值得強調的是，上述的所謂“行國”或“城郭諸國”與我們現代具有嚴格的組織機構與政治意義的國家是儼然不同的，只能是一些以綠洲或草原地域，爲單元的地方或民族名稱，是我國古代某些部族或民族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以生產爲單位的某種生存方式。例如“城郭諸國”中，最小的單桓“國”，只有27戶，194口人，充其量只是一個環綠洲而聚居的村莊而已。至於那些遊牧民族的“行國”，逐水草而行，連固定的疆域都沒有。不僅如此，當時這些‘西域諸國”，如同史書所言：“各存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因此，秦漢以前，由於自然因素和社會發展條件的限制，新疆從來就沒有過由某一部族或民族建立的統一的所謂地方政權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