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舉是漢代選拔官吏的一種主要方法。「選」的對象爲沒有官職的讀書人，「拔」的對象是下級官吏。按規定，他們都必須是品德高尚、學識才幹出衆的人。 由下而上推舉官吏的辦法，在秦代已有，但作爲完整選士制度的「察舉制」，則是在西漢時期纔開始確立。漢高祖劉邦(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雖是「馬上得天下」(靠打仗而奪天下)的，卻深明不能以「馬上治天下」(治國不能靠武力)的道理。所以高祖在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下詔求賢，輔佐帝業。
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在即位第二年就下詔，說：「天下治亂，在予(自己)一人，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這便是察舉制度的開始。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又下詔，舉賢良能直言極諫，「對策者百人，唯(晁)錯爲高第」。這裏說明當時不但有了考試(對策)，而且還有等第區別，顯示此時察舉制度已趨成熟。
漢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詔舉士，規定非治儒術者不取，董仲舒取爲上第。這正標誌着察舉制度的完備與正式確立。這時候，漢朝的統治者已從初期的與民休息、清靜無爲，轉爲積極進取，確立以儒家思想爲指導原則，並以法治繩之，達到了學術思想、政治體制、知識分子三位一體的結合，使中央集權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高祖召舉三老
劉邦(公元前256—前195年)在與項羽的「楚漢戰爭」中取得勝利，建立漢朝，即西漢(公元前206—公元8年)，他當上了皇帝，是爲漢高祖(公元前206—前195年在位)。劉邦和他的謀士鑑於秦朝國祚短速，「二世而亡」，思考如何能長治久安。起初，劉邦瞧不起儒生。儒生陸賈與他談《詩》、《書》，他說：「我馬上得天下，《詩》、《書》有什麼用?」陸賈說：「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治國不能靠武力。後來劉邦採納了蕭何、曹參的「清靜無爲」、與民休息的治國方略，使亂紛紛的局面得以穩定。
早在劉邦立國的第二年，曾下令「詔舉三老」，就是要求選拔年齡在50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爲善」者，協助地方長官推行政令。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又下詔，把選拔人才的事情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
劉邦瞭解選拔具有治國才能的「賢士大夫」對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性。他命令郡國向中央推薦人才，記錄他們的「行」(品行)、「義」(儀表)、「年」(年齡)。要求郡國按一定標準推薦人才，開啓了漢代察舉制度的先河。
文帝召舉賢良
漢代在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在位)、呂后(公元前187—前180年臨朝執政)時期，均曾下令詔舉「孝弟力田」，可免其徭役，或厚加賞賜，讓他們「爲民表率」，做鄉官。這是漢高祖(公元前206—195年)「詔舉三老」的延續。
漢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在位)二年，第一次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文帝因爲這一年發生兩次日蝕，他深信這是因爲上天對他施政的不滿警告，所以文帝希望通過下詔求才，「以匡朕之不逮」。
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再下詔，要求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並由皇帝親自考試──「對策」。對策的內容有四項：「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宜，民之不寧」。這一次晁錯被選爲高第，升遷中大夫。
文帝的兩次詔舉，明確訂立了舉薦制度，有了科目，有了考試辦法，也分出了等級，這標誌着察舉制度正式形成。不過，當時科目僅有一種，沒有固定的期限，也沒有人數的規定，所以制度還未臻完備。下馬石
董仲舒應策
漢武帝時代(公元前140-前87年)，察舉成爲比較完備的選官制度。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下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舉主爲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丞相衛綰上奏說，被舉之人「或治申(即申不害)、商(即商鞅)、韓非、蘇秦、張儀之學，亂國政，請皆罷」，不是儒學出身的都不取。這說明以儒學爲正統，從這時開始確立。這實際上是武帝的意見。
董仲舒是此次被察舉者之一，由漢武帝親自策問。董仲舒認爲治理天下，要靠皇帝的德政，不是靠天;並提出「刑者不可任以治世」，治天下不能光靠刑罰，又引孔子說：「不教而誅謂之虐」;因此，治國以宣德政、施教化爲主。此外，董仲舒還提出培育人才的方法：「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關於用人，他說用「天下之賢人」，量才授官。最後，董仲舒提出，要推「孔子之術」，對其他各家「皆絕其道」。這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略。這篇對策，武帝聽了非常信服，就定董仲舒爲第，任爲江都相。
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又詔舉賢良，董仲舒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舉人之數，以及「四科」之制，被採納。這是董仲舒對察舉制正式確立和實行所作的貢獻，並奠定了察舉制度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