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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大學士，又稱內閣大學士、殿閣大學士。朱元璋自丞相胡惟庸被殺之後，便罷中書省，廢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丞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統轄六部，然而由於皇帝工作量實在太大，他不得不設立大學士擔任顧問，協助自己處理朝政，並最終形成了內閣制度。明朝大學士最初只是皇帝的高級幕僚，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明朝大學士的權力卻一度超越了曾經的丞相。
朱元璋廢除丞相制度，但因工作量太大設立大學士
明朝初期，延續了元朝的制度，設立中書省，並分置左、右丞相。然而，丞相制度自設立之日起，便始終存在着相權和皇權之爭，而朱元璋又顯然是個極爲強勢的皇帝，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案”爆發之後，朱元璋便廢黜了中書省和丞相，將中書省職權歸於六部，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政務。
如此一來，皇帝便等於兼任了丞相職務，從而將集權統治推向了巔峯。但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同時，皇帝的工作量卻驟然加大，朱元璋每天都要批閱兩百多件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務，就算是朱元璋這個工作狂，也實在有些受不了。因此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九月，朱元璋便設立了四輔官輔佐自己，以儒士王本、杜佑、龔斆爲春官，杜教、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官由春、夏官兼任。
要知道，皇帝批閱奏章可不是個簡單的工作，乃是一件極爲費時費腦費力的工作，那些請示報告之類的奏章還比較好辦，可一旦涉及到朝廷決策之類的大事，只要皇帝不想天下大亂，就必須慎之又慎、三思再三思。
例如，某地上報本地區受災，皇帝就需要了解受災情況，然後指定救災計劃，是該地方自救，還是需要朝廷調度，是需要從就近省份調撥，還是由國庫直接撥付，其臨近省份是否有負擔能力，國庫又是否充足?需要派何人主持賑災事宜?賑災成效如何?朝廷還需要哪些善後措施?這些問題可不是一拍腦門就能決定的，而是需要縝密思考並查閱大量數據後才能決定的。
有丞相時，小事丞相可以自行決定然後報之皇帝知道，大事丞相也會與相關部門商議，通盤考慮之後再交由皇帝拍板，如今沒有了丞相，那麼皇帝就必須自己來協調、考慮、決策，治理如此大一個國家，每天的工作量可想而知。
到了洪武十五年(1382年)，老朱同志實在有點頂不住了，不得不設立殿閣大學士來擔任自己的顧問。《明史·職官》有載“十五年，仿宋制，置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諸大學士，又置文華殿大學士，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大學士特侍左右，備顧問而已”。
大學士最初只是高級幕僚，但後期權力卻一度超越丞相
朱元璋設立的大學士，其實已經形成了明朝的內閣雛形。明成祖朱棣繼位之後，任命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始設內閣，內閣制度就此建立。
內閣制度確立之後，明朝的最高決策層權力就此大致得以確定，皇帝仍然牢牢掌握着最終決策權，從而保證了權力的高度集中;內閣則掌握着議政權，他們可以針對朝廷政務提供可行性建議，然後交由皇帝決策;而六部則掌握着行政權，即皇帝決策之後交由六部具體實施，而地方的三司也直接對六部負責。
正如“閣臣之預務自此始，然其時，入內閣者皆編、檢、講讀之官，不置官屬，不得專制諸司。諸司奏事，亦不得相關白”所言，最初的內閣，其實只是皇帝的祕書部門，而大學士便是皇帝的高級幕僚。
內閣確立之後，明朝的權力運行機制也就此誕生。凡是朝廷的重要文書，先由內閣負責擬定幾條意見，以筆墨寫於票簽上，然後與奏摺一起呈送皇帝批准，這個過程被稱爲票擬。然後，皇帝根據內閣擬定的意見最終拍板，以紅字進行批示，這被稱爲“批紅”或“硃批”。這便是明朝特殊的“票擬製度”，簡單來說，就是內閣針對某些事件分析之後提供A、B、C、D幾個選項，然後交由皇帝最終選擇，如此一來，皇帝的工作量便大大降低了。
這種制度下，明朝初期的大學士雖然能夠充分參與朝政，但因爲職位不高，又沒有最終決策權，因此權力其實並不大。他們對於朝政的參與程度，往往決定於皇帝對他們意見的採納程度，這一方面由大學士本人的工作能力決定，另一方面則由其受皇帝寵信的程度決定。
仁宣年間後大學士權力開始增大，到萬曆初年一度達到巔峯
明初的大學士雖然職低權輕，但自仁宣年間開始，內閣大學士的權力卻開始不斷加大，並在萬曆初年一度達到巔峯，已經遠遠超出了曾經的丞相職權，對皇權形成了極大的壓制，而這也造成了明朝中後期皇帝與外廷關係緊張的局面。
明仁宗朱高熾在位時，因楊士奇、楊榮等人乃是東宮舊臣，因此對他們極爲信任，兩人不僅得以擔任內閣大學士，而且均兼有尚書職位。如此一來，兩人不僅掌握了議政權，而且擁有了一定的 行政權，再加上由於深受皇帝信任，他們甚至一定程度擁有了決策權。
自仁宣年間之後，大學士兼任尚書便已經成爲了定製，因而內閣大學士開始由幕後走向臺前。不過這一情況在明英宗早期曾出現過反覆，當時因太監王振深受寵信，內閣權力被嚴重削弱，直到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爆發後，以兵部侍郎于謙爲首的外廷官員才重新接手權力，而且由於武將功勳集團在這次災難中損失慘重，文官集團得以迅速崛起。
“土木堡之變”中因明英宗朱祁鎮被俘，明代宗朱祁鈺得以登上皇位，在位期間王文以左都御史進吏部尚書後進入內閣，此後誥敕房、制敕房俱設中書舍人，六部承奉意旨，自此內閣開始將議政權和行政權牢牢攥在了手心，六部則成爲了內閣的下轄部門，大學士則成爲了外廷領袖，而內閣首輔便是實際上的百官之首。
不過，到明憲宗時再度出現反覆，其統治初期三位權力較大的大學士李賢(死於1467年)、陳文(死於1468年)和彭時(死於1475年)相繼去世後，他雖然將劉定之(死於1469年)和商輅(1477年退隱)等賢良增補進內閣，但同時也起用了名聲不佳的萬安(死於1489年)和劉吉(死於1493年)，再加上他對萬貴妃的過分寵溺，導致內閣權力曾一度大爲削弱。
然而，到了明孝宗時期，內閣權力卻再度開始加強，劉健、李東陽、謝遷等賢良先後擔任大學士，且深受明孝宗朱佑樘信任，再度確立了內閣大學士爲百官之首的態勢，而團結在內閣之下的外廷，也就此擁有了對抗皇權的實力，這在正德年間被體現的淋漓盡致。
到嘉靖年間，明世宗朱厚熜改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殿爲建極殿，將大學士的朝位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前，地位大大提高。至此，明代內閣大學士雖無無宰相之名，卻已經實有宰相之權。到嘉靖二十一年，權臣嚴嵩任武英殿大學士後，專擅朝政二十餘年，內閣除了沒有最終的決策權之外，權力已經完全與從前的宰相別無二致。
歷經嘉靖、隆慶兩朝，到萬曆初期，內閣首輔的權力開始達到巔峯。由於皇帝年幼，身爲帝師的張居正很容易影響皇帝的決策，再加上代爲批紅的宦官馮寶也與張居正關係不錯，於是內閣首輔張居正便把自己的意見授意他人，寫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擬”贊同，最後再由皇帝同意。如此一來，大臣的“奏章”，閣臣的“票擬”，皇帝的 “批紅”全部操之於張居正之手，內閣權力達到頂峯。
事實上，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執政時期，張居正的改革讓內閣成爲朝廷運轉的中樞，張居正實際上已經接近於現代首相的地位。然而，也正是由於內閣權力過大，他們不僅決定着朝廷的重大決策，更是對皇帝本人形成了極大壓制和干預，進而導致明朝中後期皇帝與外廷對抗加劇，明朝宦官的崛起同樣與此密切相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