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當年的“京察”，加劇了因國本之爭引發的君臣關係緊張，以及文臣之間的門戶爭鬥。後來興辦東林書院、成爲士人意見領袖的顧憲成這一年浮出水面。
所謂京察，是明朝對在京官員的一種考覈制度。京官六年一考察，逢巳、亥年進行，京外官員三年一考察，萬曆十五年的京察史稱“丁亥大計”。考察由吏部和都察院共同主持。五品以下由有司考察，不稱職的降罰有差;四品以上的自己述職，去留由聖意決定。這當然是項好制度，至今對幹部的考察仍然如此，但好的制度在帝制時代的人治環境下，很容易變味，最後演變成各派系互相攻擊互相揭短、有權者報復政敵的把戲。
顧憲成是無錫人，在一個亦商亦農的小康之家長大，兄弟中行三。萬曆四年二十七歲時中應天鄉試第一名，也就是俗稱的“解元”，萬曆八年中二甲第二名進士，授戶部主事。不久，他請了三年家回鄉奉養老母，直到十四年下半年才假滿回朝，升任吏部稽勳司員外郎，做到了副司長，這個司分管的是官員的勳級，人事檔案以及因喪守制等事務，雖不如文選司權力大，但也很重要。儘管當時顧憲成文名已滿天下，但在政壇上還沒多大的動靜。
這年二月，京察開始，都察院左都御史將工部尚書何起鳴列入“拾遺”的名單中，京察“拾遺”指的是原來的考覈有遺漏，不準確，讓專司監察的科道官再議。顯然，這是不給何尚書的面子。大凡工部尚書，必須要搞好和內宮太監的關係，因爲工部主管工程建設，而宮內的建設項目是最多了，往往是工部官員和宮內管工程的太監一起勾結分肥。何尚書和大太監張誠很鐵，張誠替何尚書運作，給事中陳與郊在授意下，上書將何起鳴和主持京察的辛自修放在一起評論，實際上是攻擊辛而替何開脫，辛自修被攻擊後託病辭官。御史高維嵩等人氣不過，上疏彈劾何起鳴。正好萬曆帝聽信了張誠的話，相信何起鳴懷疑辛自修，便責備高維嵩，說“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紛紛排擊。”將高等人調出京外，一些官員又立刻上疏爲高御史抱不平，遭到處罰。
顧憲成的上疏應當說是立場比較公允的，他主張這場風波的當事人“各務自反”，即每個人都反省，大家來找找自己的毛病。可萬曆帝看完大爲生氣，要求內閣擬票重重處理顧憲成和一起上疏爲高維嵩鳴冤的王德新。首輔申時行開始還想和稀泥，票擬爲罰俸——扣發薪水。萬曆帝認爲處罰太輕，親自起草處理意見，顧憲成被連降三級，貶爲桂陽判官。
顧憲成曾經碰到同鄉、內閣學士王錫爵，王錫爵對他說出自己的疑惑：“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反之。”顧的回答是：“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兩人都看到了朝廷和民間意見的尖銳對立，但顧憲成認爲責任在上面，是朝廷罔顧民意，和民間滿擰。
這次貶官只是顧的一次挫折，幾年後他又回到吏部擔任要職。七年後他徹底得罪了皇帝，削職回家，完全淡出了政壇，一心一意講學，成爲東林士人的領袖，用輿論的力量影響朝政。此乃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