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清代大臣很感興趣的小夥伴們，小編帶來詳細的文章供大家參考。清代什麼時期開始漢族官僚崛起?
和珅跌倒，不是嘉慶吃飽，而是滿人本位主義破產。從這個時候開始，漢族官僚就在醞釀崛起了。
當然，滿人本位主義不會徹底破產。
因爲大清皇帝的支柱力量就是八旗子弟，也就是滿人。滿人和八旗子弟能撐得住場面，大清皇帝也才能穩坐釣魚臺。
但是，鴉片戰爭以後，趕上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但逢變局，就一定要唯“才”是舉，而不會建制派當道。這時候，大清以及大清皇帝也只能唯“才”是舉，而不能在體制設計上偏袒滿人或搞滿漢平衡了。
所謂唯“才”是舉，簡單說就是誰有本事、誰上臺。沒有本事的，即便上了臺，也沒用，因爲根本站不住。
所以，回答漢族官僚是什麼時候崛起的問題，首先需要溯因大清官場的建制化特色;其次溯因到乾隆和嘉慶朝的政策轉向。
乾隆朝的頂級權臣，非和珅莫屬。但和珅的出身和起步並不高。他不是滿清宗室，也不屬於上三旗，甚至還差點兒被趕出家門。既然是這樣，那麼和珅是怎麼成功的?是因爲和珅能力強嗎?
公元1769年，和珅參加科舉考試，但名落孫山。
這就說明在大清代官場的建制賽道上，和珅連上場比賽的資格都沒有。宦海沉浮是一部連續劇，但和珅在第一集就死了。
考試不行，不代表能力不行。
但是，任憑社會如何多元、任憑資源如何豐富，排位一定是稀缺的。排位稀缺就要互相競爭;互相競爭就要規制賽道。
而科舉恰恰就是傳統中國最具共識性的賽道。
所以，能力行也好、不行也好，首先都要在科舉這條賽道上站得住。站住了，纔有資格競爭排位。
在純建制的科舉賽道上，和珅不行。
因爲他連上場競爭的資格都拿不到。但和珅只是一個縮影。非但和珅不行，整個滿族官僚羣體也不行。
這個道理，容易理解。
科舉是一隻揀選精英的漏斗。誰是精英、誰不是精英，要用科舉這個漏斗篩一遍。篩出來的，纔算精英。而精英才能做官，也才能在官場上競爭排位。
但是，漢人有多少、滿人才有多少。這兩夥人的基數，沒有可比性。所以，時間長了，滿人一定集體走下坡路。
但是，清代是滿人建立的王朝。
所以，它一定不會按照單一科舉建制的方式揀選精英，更不能按照完全官場建制的方式來管理幹部和使用幹部。
所謂建制，就是規劃內部排位的成文或不成文規矩。
身處體制內的滿漢官員們，必須按照這些成文或不成文的規矩，去競爭排位。科舉取士，是一種規矩;論資排輩，也是一種規矩;計功考覈，還是一種規矩。
霍去病18歲便封冠軍侯，而李廣到死也沒能封侯，這兩個人差在了哪裏?
不是差在能力，而是差在了賽道。
霍去病走得是皇帝高興就好的外戚賽道，而李廣走得是首虜封侯的建制賽道。李廣窮其一生，都在走建制路線。而霍去病純屬反建制。反建制，就是不講規矩、不講道理。
但最不講理的，還不是霍去病，而是衛青的三個兒子，一出生就封侯。這時候，我們也就能體會到李廣的無可奈何了：官場太黑暗，你們都不按規矩出牌。
組織運行的時間長了，就一定要建制化。
建制才能穩定，穩定才能克服不確定性。一驚一乍地日子，沒法過。但，所謂的建制並非一成不變。
你說計功封侯是建制、外戚封侯是反建制，但是時間長了，習慣成自然，外戚封侯也能算建制。
比如東漢，大將軍就得是皇帝孃家人。外戚封侯都不行，必須當大將軍、必須領導政府。這就是東漢的建制。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得多了，也變成了路”。不管是好是壞，只要大家都認了，就算有了共識;然後規矩也就立起來了，而時間長了，自然建制化。
所以，滿人主導的大清帝國，也一定要有自己的建制。而和珅的成功，恰恰是建制博弈的產物。
和珅獲得成功的途徑，肯定不是科舉賽道，但也肯定不是外戚賽道。
古代中國發展到清代，已經積累的了足夠的智慧和經驗。宗室和外戚，一定是防範的對象。所以，對於這些人，可以給錢、給富貴，但死活也不能給權力。即便後來成功了，往往也不是依靠純外戚的身份。
有時候，個人成功，跟個人努力、個人能力，可以毫無關係。
因爲很多賽道就不是純業務表現能決定的。即便是業務表現能決定，但業務表現有時候根本無法測量。
但成功一定跟社會網絡評價有關係。通俗而又世故地說，就是組織需要。
組織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須上升，即：不行也行;組織不需要你排位上升，那你就必須不能上升，即：行也不行。
而和珅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就是因爲滿人集團的組織需要。
在當時，滿人的當然領袖，是乾隆皇帝。同時，乾隆皇帝還是大清帝國的領袖。自明清之後，因爲不設丞相和宰相，所以乾隆皇帝還是整個官僚集團的領袖。
因此，建制化的方向、速度和模式，統統取決於乾隆皇帝。而乾隆皇帝主導的大清建制化，就是徹底的滿人本位主義。
滿清所有的皇帝，都堅持滿人本位主義。因爲大清的國策就是“首崇滿洲”。但爲了團結漢人官僚，滿清皇帝必須拿捏分寸，甚至還要做出適當的讓步，以爭取漢人官僚的支持。
順治宣稱自己對待官員“不分滿漢”。康熙還擴充過江南的科舉名額。這都是在爭取漢人精英和漢人官僚的支持。
而雍正比較奇葩，因爲他要走極端。
走極端的皇帝，往往得不到保守派的支持。而既得利益的滿人，天然是保守派。“(李)衛、文鏡受上眷最厚”，爲啥這兩個漢人最受器重?因爲這倆人能跟皇帝一起走極端、幹大事。
乾隆之前，滿漢之分的問題，不算嚴重，甚至可能都被忽略掉了。但乾隆之時，滿漢之分的問題，就嚴重了，而且上升爲皇帝必須關注的問題。
但問題的實質，不是滿漢之分，而是滿人漢化。
在“首崇滿洲”的國策下，清代統治者刻意將滿人從漢人中區分出來，最好一眼就能看出誰是滿人、誰是漢人。所以，在語言、騎馬射箭以及民族服飾上，統治者強調滿人要保持滿人的傳統。甚至還廣建滿城，八旗大軍單獨駐防，以保持戰鬥力。
但是，乾隆朝卻出問題了，因爲越來越多的滿人漢化了。
別說騎馬射箭，就是滿人說滿語都做不到。大清科舉專設翻譯科，滿人只要能夠在滿語和漢語之間進行翻譯，那就能考上。但是，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因爲招不到人，所以只能把這科取消掉。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重要。區分滿漢而“首崇滿洲”，未必能鞏固統治;滿人漢化而滿漢一家，也未必就瓦解統治。
但，問題本身往往不重要，而怎麼看問題才重要。
雍正時期的李衛、田文鏡，比滿人還支持雍正。所以，你不能說漢人官員多了就會動搖大清國本。但是，大清皇帝未必這麼看。他能看到的是：漢人官僚多了，那滿人咋辦?
同時，滿人羣體也不這麼看。
排位總是稀缺，稀缺就要選擇，選擇必有標準。而標準是現成的：到底是漢人官僚多晉升一些，還是滿人官僚多晉升一些。選擇了漢人，則歧視了滿人;選擇滿人，則歧視了漢人。
所以，大清代的視角，就決定了它一定會關注滿漢之分的問題。
於是，乾隆出手了，他的做法就是徹底的滿人本位主義，不餘遺力地擡高滿人在官場上的優勢地位。而最直接的舉措就是在官員選拔上，加大對滿人的政策傾斜。
滿清貴族，可以跳開一切的建制化程序，憑爵位便能獲得官職。
乾隆朝的首席軍機大臣訥親，就是憑一等功的爵位直接當上了從二品的高官。別人還在學李廣計功求官，而滿人卻可以憑爵拜相。這就不講理了。
但排位稀缺。所以，這麼玩的人，只能是滿清的頂級貴族。
然而，一般出身的滿人，也不用擔心，因爲機會有得是。滿族的年輕人，可以通過當侍衛和當翻譯的方式獲得晉身跳板，然後踩着這個跳板直上青雲。而且，這條路升遷更快。
如乾隆的小舅子傅恆就是從侍衛起步，24歲任軍機處行走、26歲任戶部尚書、27歲拜保和殿大學士、領班軍機大臣。這就是火箭提拔的速度。跟傅恆比，漢人官僚一定能體驗到李廣的憋屈。
傅恆雖然不講理，但人家有外戚加持。而和珅不講理，纔是真不講理。他不靠外戚加持，因爲本就沒有，而是純靠組織需要和皇帝提拔。
公元1773年，和珅26歲，乾隆62歲;和珅是侍衛，乾隆是皇帝。然後，君臣二人“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和珅正式得到組織重視，並隨即得到組織栽培。
然後，和珅這個官，就不是一年升一級的問題了，而是一年升好幾級(當然要包括加官)。
公元1776年，正月，和珅被任命爲戶部右侍郎;三月，和珅被任命爲軍機大臣;四月，被任命爲總管內務府大臣;八月，和珅調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十一月，和珅任國史館副總裁，賞一品朝冠;十二月，和珅總管內務府三旗官兵事務，賜紫禁城騎馬。同時，這一年，和珅一族擡入滿洲正黃旗。
公元1776年，堪稱和珅奇蹟年。
公元1776年，乾隆皇帝65歲。而和珅呢?26歲。26歲的和珅已經被賞一品朝冠，已經當了軍機大臣、已經當了內務府大臣。但前一年，也就是公元1775年，和珅僅是一個御前侍衛。
乾隆這個老皇帝是不是傻了?你可以栽培後生，但也不能這麼栽培吧?
組織運行時間長了，一定要建制化。大清的建制，就是滿人本位主義的官僚制。但是，乾隆的操作，則只有滿人本位主義，而沒有官僚制，更沒有建制。簡單說，就是任命官員完全不講規矩、不講理，純屬反建制。
那麼，乾隆爲什麼要這麼做?
第一個原因是滿人本位主義，而且乾隆做得極端過分，是徹底的滿人本位主義。
第二個原因是滿人卡住位子，滿人本位主義是原則，滿人卡住位子是具體手段。
晚年的乾隆，或許感到時日不多(但時日還很多，後來又幹了20多年)，所以需要抓緊時間，趕緊培養一批滿洲後生，以卡住排位。
軍機大臣就那麼幾個、大學士就那麼幾個，滿人官僚卡住了，自然不會有漢人官僚什麼事。這就是乾隆的算計。
但是，滿人本位主義和滿人卡住位子，能解釋大清特色建制的方向，卻解釋不了速度。和珅升遷的這個速度也太快了。除去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和珅一年升五級。大清發展到了乾隆朝，時間已經足夠久了。所以，它一定是求穩，而不是求快。
所以，第三個原因最可怕，那就是滿人已經無人可用。
擺在皇帝面前的，只有和珅，或者說和珅就是最好的。然後，以乾隆爲核心的滿人官僚集團，只能傾全力培養和珅、提拔和珅，讓和珅去卡住位子。
所以，到了嘉慶朝，這個問題不僅會暴露出來，而且會被徹底掀了桌子。
公元1795年，乾隆傳位給嘉慶，但是又當了三年太上皇。這一年，嘉慶35歲、和珅45歲、乾隆84歲。就這個年齡分佈，你就能瞭解和珅跟嘉慶的關係肯定沒法好。
乾隆晚年，和珅已經徹底掌握了大清的權力核心軍機處。官員任命、案件審判，甚至奏摺呈遞，都要經過和珅。
上有太上皇、死活不放權，下有和珅、全面攬住權，嘉慶皇帝會是什麼滋味，也就可想而知了。
乾隆晚年已經越來越糊塗，凡事都要由人傳話，才能操縱整個帝國。而這個傳話人，恰恰又是和珅。所以，在當時，和珅就是大清的二皇帝。
公元1799年，老皇帝乾隆終於閉上了眼睛。隨即，嘉慶皇帝馬上派人控制和珅。乾隆死後15天，嘉慶就送給和珅三尺白綾，讓和珅上吊自殺。
老皇帝不放權、大權臣當幫兇，所以小皇帝很生氣。於是，等老皇帝死了，小皇帝急不可耐地殺了大權臣，連半個月都不讓大權臣活。
如果僅是這麼認識，那就把政治當成了宮廷鬥爭和關係攻略。
宮廷鬥爭和關係攻略的解釋，不是不可以。但是，它們統統解釋不了和珅是怎麼官場成功的，更解釋不了嘉慶朝的政策轉向。
問題本身不重要，而怎麼看問題才重要。
和珅跌倒的問題，一定要提升到滿洲本位主義的層面。因爲只有在這個層面才能解釋和珅爲什麼成功又爲什麼落敗。和珅跌倒相當於滿洲本位主義的破產。而滿洲本位主義一旦破產，那麼漢人官僚就一定要崛起。
所以，溯因推理地看歷史，我們需要關注和珅跌倒後的趨勢影響：
首先是削弱了滿洲本位主義的公信力，意味着國家不能這麼玩。
朝廷器重、提拔神速、年富力強的滿洲精英和珅，竟然是個大貪官。而且，還把貪污數字公佈了出來，僅白銀就八億兩，所有財產相當於國家十五年的財政收入。所以，廷議認爲和珅必須凌遲，後來嘉慶法外施刑，才賜自盡。但是，這已經是對滿洲本位主義的啪啪打臉了。
其次是漢族官僚在嘉慶朝及以後逐漸崛起，掀了滿洲本位主義的桌子。
和珅不僅貪了錢，而且攬了權。對於這件事，乾隆皇帝要負責。但乾隆死了，而且也沒人敢追老皇帝的責任。所以，接下來，就是滿人精英要負責。因此，嘉慶朝的政策調整，就從和珅跌倒開始。一大批漢人精英得到了晉升的機會。像董誥、曹振鏞這些人，長期擔任軍機處首席大臣。而從朝廷到地方，漢人官僚的發言權越來越重，甚至主導了整個大清的政策走向。
但是，大清代是滿人的大清代。難道滿人就沒有再次崛起的可能嗎?滿人本位主義就一定會破產嗎?
大概率沒有這個可能，因爲接下來全是趨勢的問題。
一是乾隆朝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即滿人漢化。正是因爲滿人漢化，所以乾隆才搞徹底的滿人本位主義。一眼望下去，分不清誰是滿人、誰是漢人，滿清皇帝找不到自己的同盟了。這纔可怕。但滿人漢化而滿漢一家，是趨勢。這個趨勢，沒法變。甚至，到了後來，有修養的滿人，能比漢人還漢人。
二是滿人官僚已經人才凋零，這也是乾隆搞滿人本位主義的第三個原因。只要建制化了，漢人用基數就能碾壓滿人。這在鴉片戰爭以後，最爲顯著。英法聯軍進北京的八里橋之戰，撐場面的是僧格林沁和蒙古馬隊，而不是大清八旗。天平天國起義，扛住衝擊的是曾國藩和李鴻章把持的地方武裝，也不是大清八旗。再往後，領導大清洋務運動的，幾乎清一色全是漢人官僚。
三是趕上了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就是東西方必須交流，大清再也不能做老大帝國的春秋大夢。而這時候，能競爭排位的，只能是在幹事創業中捶打出來的漢人精英。滿人精英被乾隆慣壞了，即便是嘉慶朝也沒扭轉過來。所以，一羣廢人已經只能在變局中廢掉了。李鴻章死後，擺在慈禧和大清面前的，只有袁世凱，而北洋大臣必須由他來當。這時候，爲啥不讓滿人來當北洋大臣。李鴻章死了，滿人也沒人接手李鴻章的政治遺產。
所以，成也乾隆、 敗也乾隆。乾隆奉行的滿人本位主義，區分出了誰是漢人、誰是滿人，鞏固了滿人的優勢地位和自信心。但物極必反。和珅跌倒後，嘉慶朝必須做出政策調整。漢人官僚就是在這個時候醞釀崛起的。
而趕上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漢人官僚更要乘勢而上。這時候，不管是“首崇滿洲”的建制化，還是科舉官僚制的建制化，已經統統不管用了。“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與曹操的唯纔是舉，說的都是一回事。這不是英雄的呼喚，而是時代的需要。但是，大清這艘大船太大，轉向不行、加速不行、降速更不行，最後淪落到了改朝換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