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燔詩書以明法令具體是什麼情況?這是很多讀者都特別想知道的問題，下面小編就爲大家詳細介紹一下，感興趣的朋友就一起看看吧。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耳。開戰，頓足徒裼，犯白刃，蹈爐炭，斷死於前者，皆是也。夫斷死與斷生者不同，而民爲之者，是貴奮死也。夫一人奮死可以對十，十可以對百，百可以對千，千可以對萬，萬可以剋天下矣。”爲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壹”民於農戰的目的，商鞅除了推行極端功利的重農、戰的措施之外，還要加強思想上的控制，統一全民的價值觀以服務於發展農戰。
也就是說除了“壹”於農戰的價值觀念以外，其他的價值取向都被看作是秦國通往強國之路上的絆腳石。這就是《商君書》中提出的“壹教”的原因。法家認爲“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國無十者，上有使戰，必興至王。”
因此，法家將禮、樂，詩、書;修善、孝悌;誠信、貞廉;仁、義;非兵、羞戰等儒家倫理道德觀稱爲“六蝨”，即法家將儒家提倡的禮樂制度、詩經和書經、善良和孝悌、誠信和貞廉、仁和義、反對攻戰和恥於戰爭視爲侵蝕國家的蝨蟲，故法家基於“壹”的觀念認爲“守十者亂。守壹者治”，唯有“六蝨不用，則兵民畢競勸，而樂爲主用，其竟內之民，爭以爲榮，莫以爲辱”。
《商君書農戰》甚至指出“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於農戰矣”。所以，爲了極力促使“壹”民於戰，商鞅主張“燔詩書以明法令”，將全民的價值觀念統一於以鼓勵耕戰爲內容的法治思想下。商鞅通過採取極端的措施使“民之慾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務耕戰，而後得其所樂。故地少粟多，民少兵強，能行二者於境內，則霸王之道畢矣。”
然而，這一做法也爲秦統一後採取“焚書坑儒”的高壓政策埋下了伏筆。商鞅在秦國進行變法時正值戰國中期，其時秦國尚弱，所以商鞅變法的首要目的是強國，通過實行重農、重戰的治國方針爲秦國奠定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壯大軍事力量。而到了戰國末期，在全國統一的歷史趨勢漸己形成的條件下，秦國已經具備了統一全國的實力和條件。
正如李斯所言：“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所以此時秦國的治國要求已經不再是強國，而是在富強的基礎上進一步實現統一天下的宏圖，以及在統一全國後將採取何種政策治理國家。衆所周知，韓非的法治思想則是與商鞅一脈相承的，且韓非對於商鞅的法治思想和變法措施十分推崇，如《韓非子奸劫弒臣》曰：“行商君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奸者衆也，故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而主尊。”
如前所述，商鞅的變法精髓是“壹”的觀念，因而韓非的法治思想中自然也吸收了“壹”的觀念，並加以發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