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是早有預謀的!商鞅變法的目的是什麼?感興趣的小夥伴快來看看吧。
兩千多年以來，歷朝歷代的改革，都繞不過對商鞅變法的參考。其改革的成功所帶來的積極效果對整個中國的發展變化產生了巨大影響。後世亦對其大加褒獎。不過，其意義再巨大，也不能超越其變法的實際功能，在今天來看，我們對於商鞅變法的認知，應該理性客觀。
商鞅論政
從歷史角度看，雖然當時秦國大力支持土地私有制和打擊貴族，但是地主階級並沒有徹底取得政權，法治也沒有對君權進行約束，反而瘋狂支持君主專制。
與真正意義上的地主階級改革和法治改革相比，還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與其說商鞅變法是一場體制改革，不如說它是一場蓄謀已久的稱霸計劃。而這場計劃在秦穆公之後就註定了它的必然發生。我們從歷史的三個方面就可以觀察出來。
一、商鞅變法的背景是早有準備的。
之所以商鞅變法可以如此成功，離不開秦國實際國情的天然需要，以及秦獻公的勵精圖治。首先，穆公以後，秦國陷入多變之秋。國內貴族爭鬥，王位數易，百姓流離;對外敗多勝少，東向割讓河西之地，諸侯叩關而卑秦。顏面掃地，爲天下笑。這一生死存亡加內憂外患的危機，就像一把鋒利的匕首，緩慢地扎入大秦的胸膛。
若不改變秦國的艱難處境，不久的將來，新興的地主階級和貴族舊勢力必將發生武裝鬥爭，輕則動盪數年，重則國滅君死。且當時天下風雲變幻，東方各大國相繼變法稱強，如不盡快解決大秦危機，大秦的末日也就不遠矣。這種迫在眉睫的憂患逼迫着秦國必須尋求改變。
商鞅變法之前的大秦
其次，在這種歷史形勢下，身在魏國流亡的秦王子嬴師隰(xí)看到了希望。他提前做好了百姓的思想工作，又和魏國國君盟誓，然後逃回秦地，以其廣爲人之的爲政風格和改變國家的強烈意願，受到各階層正義人士的擁護和愛戴。一路兵不血刃直達首都，殺掉了秦出公母子，取得國家政權。
獻公即位，與地主階級交好，改革殉葬，遷移國都，大力發展封建私有制經濟，國力稍緩，秦地社會的地主階級與奴隸主貴族之間的的矛盾得到了壓制。同時，對外發動戰爭，謀求雪恥除恨。自穆公以來數百年的沒落開始顯現上升勢頭，生死存亡的危機也得以解決。
秦國再次走向強大
如果沒有秦國天然的國情要求和秦獻公的積極努力，即使到了秦孝公即位，商鞅得以入圍，其變法也未必能成功開展。所以，後來的變法，要從實質上說，前期的準備是早就謀劃好的，雖然獻公之時無法發動大規模改革，但是他深信，自己的一番貢獻，必然能爲後代強國提供強有力的基礎。
二、商鞅變法的策劃是早有預謀的。
基於秦獻公對於國家的大力貢獻，秦國已經擺脫了生死存亡的危機，但是秦穆公時代的輝煌與今天秦國落後於東方的局面相差巨大，這種失落的狀態，不僅使得秦國丟失了河西之地，又被東方強國聯合欺負，這種恥辱可是一直未能消除的。所以，到了秦孝公這一任上，強國稱霸的雄心在其推行變法之前就已經有了預謀了。
加之，他自己也想像他的祖先穆公一樣，成就一番功業，爲天下諸侯所敬。故而其主觀上的要求，也就註定了商鞅變法在秦國的落地，也就決定了商鞅變法的稱霸野心。
秦孝公
另一方面，沒有衛鞅主觀上的功名預謀，也不會有商鞅變法的推出。換句話說，衛鞅來秦國就是一開始自我策劃好的，其對秦孝公的論政也是提前背好課的。這二人各自的預謀結合在一起，才成就了秦國的未來。
而且他當時爲秦孝公提供了三套方案，分別是帝道、王道、霸道。這就非常明顯的表明，衛鞅是早有準備的，不然是不可能有系統、有邏輯、有順序的一一爲秦君道來。再次，正因爲他有所準備，在他對孝公論政時，纔會有先後順序的將強國方案推出來，且既然有霸道之術，也知道秦孝公是個實幹家，爲什麼不一開始直接說霸道呢?所以，這裏有貓膩，他之所以不立馬推出來就是想以帝道王道爲棋子，試探秦公。
商鞅
當秦公沒有直接轟走他的時候，他就明白了，秦公其實也在試探他，秦公也知道他爲什麼一開始就推出帝道王道，所以只是不歡而散，事後對人吐槽衛鞅。孝公對於帝道王道的拒絕，一方面表明了孝公真心等待衛鞅的實際方案，另一方面也驗證了衛鞅的想法，使得衛鞅更加確信秦公對於霸道之術的飢渴索求。
最後，霸道之術一經推出，衛鞅和孝公立馬開懷暢談，之後二人食同席寢同榻，共同展望大秦之未來。
秦孝公能最終選擇霸道，不僅僅是比之於帝道王道更加實用，而且更滿足他的野心。正如其所言：“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兩代三代才能成功的帝王之路根本就不切實際，一是太過長遠，二是不易操作，也只有霸道之術，既簡單有效，又快速易成。所以，日後的商鞅變法之侷限也就在秦國一統天下後顯而易見了。商鞅變法並不是爲了一統天下而制定的，是以在分裂的周天下稱霸爲目的的。
三、商鞅變法的目的是以稱霸爲結果的。
由於秦孝公時期面臨的實際國情和他個人的主觀意願，商鞅變法的主要目的就成了強國稱霸，在解除內憂外患的統治危機之時，又能一雪前恥，恢復秦穆公之時的霸主榮耀，進而成就秦孝公個人的功績要求。
而且，商鞅變法的本質並不是一場純粹的地主階級變法改革，其中所採取的聯合地主、打擊貴族、強化中央集權、發動全民對外作戰的思路，仍舊沒有跳出秦國數百年所堅持的先軍戰略。這一先軍戰略，又是秦室一以貫之的既定國策，這種一致性大大激發了秦君的改革慾望。變法最終的果實還是被秦君佔有。
商鞅主持變法
商鞅變法在法律上確立了土地的私有以及土地買賣自由。並獎勵開荒和耕織，對賦稅和度量衡加以統一。而對於貴族，不僅廢除了分封和井田，還廢除了世卿世祿制，招徠外民來秦耕種，全國推行軍功爵制度。
這樣一來，君主的權力通過扶助地主階級打擊貴族集團得以加強。又因爲承認土地私有、獎勵耕織、統一賦稅，獎軍功爵，使得秦軍擁有了巨大的兵力來源和物質基礎，進而秦國得以建立一支紀律嚴明、戰鬥強悍的精銳部隊。大秦的最高軍權和最高統治權最終全部落入秦君手中。
秦昭襄王時期大秦之極限
秦法的成功實施，使得秦王的戰鬥意志可以暢通無阻的從殿前直達前線，令秦軍上下一心，團結一致、兇猛無畏、戰如虎狼。整個秦軍儼然猶如一臺高效的滅國機器。一經試煉，山東諸國必無人不爲之懼，天下諸雄必無人不爲之驚。而其結果最終也是可以預見到的，自孝公開始以及其後世的君主，整個大秦持續實行商鞅之法，東取河西、南並巴蜀、北擊義渠，削韓魏、攻齊楚、戰長平，威震天下。爲將來嬴政的一統天下掃清障礙。
商鞅變法雖然是一場稱霸計劃，但是其本身的多種優秀，使得後世任何都難以超越。
相比於北宋的慶曆新政、熙寧維新，明朝的張居正改革，滿清的洋務運動，商鞅變法的徹底性、成功性始終都未被超越。因爲商鞅變法摸索出了封建時代中原農業文明中興強國的標準模式。對於農業文明的國家，不發動全民對外作戰，不改革官僚體制，不支持新興產業，都不可能改革成功。也只有商鞅式的變法，才適合中國，莫言因爲愛好和平，就覺得中國不能發動對外作戰，這本身就是一種自我摧殘和自我矮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