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和西漢最大的區別是什麼?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東漢和西漢最大的區別，就是東漢比西漢弱，原因並不複雜。
首先，僅僅“西、東”這兩個字就信息量巨大
衆所周知，西漢、東漢是後世爲了區分賦予的稱謂，依據僅僅是都城所在位置的不同：西邊的長安、東邊的洛陽。但這一差異，後果卻不容忽視——地緣，對一個政權的影響程度遠超我們的想象，尤其在交通技術有限的古代。
如今提及我國地理分佈，首先會想到“南北”;但在秦漢乃至宋朝以前，“西東”才更有意義。古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活動，核心區域就是東西橫亙的黃河流域;以崤山、函谷關爲界，右邊長期被稱爲“山東”。
自上古以來，東、西部特點鮮明：西部的黃河上游地區向來尚武彪悍、軍事強盛，中下游的東部則經濟、文化更爲發達。畢竟上游長期在與各種“戎”雜居的狀態下交戰、拓展，容易形成濃郁的尚武之風;下游地勢平坦、氣候宜人、資源豐富，更有利於安居樂業、發展文化與經濟。
所以，歷史上有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
當初的周王朝，就是起自關中，滅亡位於中原的商朝，並往東擴張、分封，隨後經濟最爲發達、文化最爲繁榮的諸侯國，無一不位於東邊，如宋、齊、魯。人口密度也是山東遠遠超過關中。
戰國時期，關中的秦國民風質樸、尚武奮進，三秦自古多壯士;而山東的一衆諸侯則更加“滋潤”，物質豐富、精神活躍，春秋戰國以來所有的思想家都出自山東地區，這並非偶然。
所以，任何有眼界的政治家都不會對關中等閒視之。西漢初期，由於手下的功臣大多是山東人，劉邦原計劃定都洛陽，但經婁敬(劉敬)、張良先後勸說，他立即改變主意、定都長安。
究其原因，如婁敬所說：“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一旦建都函谷關內，當王朝有事時揮師東進，如同“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擊打它的後背)。特殊的地理以及軍事優勢，是山東人劉邦選擇定都關中的核心考慮。
事實證明這一選擇是極其英明的：經濟、文化可以在不同地區之間輸送，但軍事則更多地與地緣條件掛鉤。
長安作爲西漢帝國的都城，上百年間源源不斷地接受來自山東的物資、人才等各類資源。比如，歷代西漢帝王都沿襲了當初秦朝向咸陽移民的傳統：
漢高祖劉邦曾經大規模山東六國權貴、豪強入關中;漢景帝曾經以每戶20萬錢的募集各地百姓遷往自己的陽陵;漢武帝不僅也向茂陵招募居民，還曾經一次遷徙了70多萬山東貧民前往隴西、西河、上郡等地。至於漢昭帝、漢宣帝、漢成帝也都先後以各種名義向關中遷徙豪強、富戶。
本着“內實京師，外消奸猾”的宗旨，西漢王朝在持續移民、調解東西人口密度的同時，也不斷將山東的文化、智慧、財富遷往關中;同時，由於外部威脅主要來自西、北，西漢爲了保障關中的安全，一直保持着積極開拓、銳意進取的擴張態勢，朔方、河西走廊、西域......紛紛成了長安外圍的緩衝區。
如此一來，由於定都長安，西漢王朝高效地實現了東部經濟文化、西部尚武風氣兩者的完美契合，強漢的基因由此成型。
而在東漢建立後，由於關中已被轟轟烈烈的反王莽戰亂摧殘得面目全非，劉秀君臣決定定都洛陽。
這麼一來，東漢王朝依託山東更爲優越的氣候、土壤以及更加安全的地理位置，政治、經濟、文化自然是恢復得更迅速;但在另一方面，由於關中、河西等西部地區不再是帝國的腹心地帶，各種資源的輸送從此斷絕。
結果就是，人口本就相對稀疏的西部越發凋敝。據記載，劉邦的長陵曾經擁有五萬戶居民，而到東漢靈帝期間僅存不到四千戶;曾經在西漢時期作爲交通與戰略要道、人員往來如織的敦煌地區，東漢後期僅存七百餘戶，真可謂入眼處萬里荒殘。所以東漢不得不常年將大量歸順的少數民族遷往西北地區。
此外，由於關中的安危對王朝而言不那麼重要，東漢對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經營也遠不像西漢那麼積極，只是在萬不得已時纔出兵應對。甚至有的朝臣還曾建議徹底拋棄幷州 、涼州......這就是爲什麼曾經寂寂無名的西羌竟讓東漢西線數十年難以安寧。
最終，東漢政權的傾覆恰好與東西割裂密切相關：洛陽常年陷於宦官、外戚亂政的泥潭，西北邊將董卓率軍東進，天下大亂。
至於第二個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熟知的概念：階級固化。
任何社會，一旦各階層人員流動停滯不前，必然會引發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叢生、國家創新力削弱、國民意志消沉、統治者腐化等一系列負面效應。在這方面，西漢、東漢是完全相反的兩種狀態。
西漢王朝的建立，恰逢傳統貴族政治被推翻、大一統王朝草創的大時代。在曠日持久的秦滅六國、楚漢相爭戰事中，以往的貴族階層遭受沉重打擊，新興草根階層成功逆襲、掌握了政權。不僅西漢初年的政府有“布衣將相”的標籤，隨後的人才啓用也體現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時代特點：
武人，可以憑藉沿襲自秦朝的軍功爵制拜將封侯，改變人生軌跡;文人，可以經由徵召、察舉、舉薦進入仕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更是無障礙入仕;甚至許多出身卑賤的奴隸(衛青)、俘虜(金日磾)，都能夠抓住機遇創造一番偉業。
看看西漢的那些名臣：主父偃、公孫弘、衛青、霍去病、李廣、董仲舒、桑弘羊、黃霸、霍光、張湯、張騫、蘇武......沒有階級之別，也沒有文武之分，把握機會、發揮能力即可出將入相、青史留名，這可謂典型的“百舸爭流，奮楫者先”。
東漢卻是另一種態勢。
東漢的開國，原本就有特殊階層的功勞。漢光武帝劉秀之所以能夠成功，表面上看來是佔了劉氏宗親身份的光;但在另一方面，作爲一名太學生、小地主，劉秀的背後是無數支持他的大小地主、文人士子。以他的其“雲臺二十八將”爲例，絕大多數都出自地方豪強、士大夫階層。
東漢建立後，劉秀安排那些開國功臣遠離朝廷、返回封地，過起了富家翁的生活，客觀上承認了一批地主豪強的的特殊存在。加上“漢經學”的盛行，東漢逐漸形成了壟斷文化、經濟的豪門世家，通過影響察舉、徵調制，他們對政治也產生了生源影響。
從此，上升渠道逐漸被一小部分人掌握，不斷涌現出“四世三公”的霸道家族，裙帶姻親關係司空見慣。久而久之，形成了兩種畸形社會現象：
一些出身普通的士子想要有所作爲，不得不投靠地方長官、世族，出現了只認主公、不認朝廷的風氣，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水到渠成;
由於出身、入仕渠道有別，逐漸形成了品流之分，說白了就是人爲地分個三六九等。比如那些經過徵辟、察舉當官的瞧不起出身官吏的同僚，文人輕視武夫，某某名士的學生自視高人一等...如此不一而足。
當階層固化成爲社會現實後，既得利益階層蛻化腐朽、只在乎小集團的得失，草根人才上升渠道受阻，政權的進取心、向心力隨之萎縮，所謂“萬馬齊喑究可哀”，東漢沒被黃巾起義整垮，卻被來自西邊的軍閥、東邊的豪強分食。
當然了，東漢的“弱”，只是相對西漢而言，其後的絕大多數朝代都難以望其項背。放眼兩千年的封建史上，兩漢不愧爲華夏文明的一個頂峯。我們分析兩漢的差別，只是紙上談兵、寄希望於鑑古知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