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多戰亂，南方多穩定，這種社會格局造成了教育資源的嚴重不均，因此南北方科舉考生的成績差距相當大。
自古以來，教育資源的不均衡導致了各地考生水平的差異。到了明清時期，這種不均衡更加嚴重。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經二月會試和三月殿試，由翰林學士劉三吾和白信蹈等人主持的考試共取宋詞琮等51人，是爲春榜，因所錄取的51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稱“南榜”。
南方雖然經濟、文化都要比北方發達，但整個考試北方人一名未取，實爲從來所未有。會試落第的北方舉人因此聯名上疏，控告考官劉三吾﹑白信蹈偏私南方人。
朱元璋遂命張信等人對落第舉子進行復核考試，增錄北方人。不料經複閱後上呈的試卷中，文理都不佳，且有犯禁忌之語。又有人控告說劉三吾﹑白信蹈暗中囑咐張信等人，故意將很差的卷子上呈。朱元璋遂大怒，劉三吾流放邊疆，白信蹈﹑張信等被凌遲處死。六月，朱元璋親自策問，取錄任伯安等61名，次月進行殿試，因所錄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稱北榜。
南北榜科場案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矛盾，但並不能長久地解決問題。隨後的考試，北方人也無非南方人的對手，常常是十不取一。於是，到了明仁宗時期，遂決定對南北士子分榜錄取：“科舉之士須南、北兼收……近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
老實說，這種雖然全國一張卷、但卻按名額錄取的方式，在清朝乃至此後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續和發揮。從此，南北方的考生按照其所處的地域進行排名，各自分配名額，分別錄取出貢生後，再統一參加殿式。
到了清代，這種教育上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僅以進士考試中最難考中的“前三甲”——狀元、榜眼和探花來看，就很容易發現這一點。
從表格中可以看出，清代獨中狀元的以江蘇人最多，有50個，是第二名浙江省的2倍多，也比其他所有省份的全部總和還要多。如果說江蘇的教育水平最發達，人文最昌盛，估計清代人是不會反對的。
江蘇在科舉考試中雖然厲害，但也呈現出省內的不平衡性。這其中，蘇州一府就獨出25個狀元，比浙江全省還多，佔全國的22%。常州府則出了8個狀元，太倉5個。
浙江的湖州出了6個狀元，杭州出了5個狀元，嘉興4個。
廣西的4個狀元都出在了桂林。
山西省整個清代一個狀元也沒有。
陝西好一些，有一個，就是嘉慶時期扳倒權臣和珅的王傑。但他中狀元並不光彩，因爲本來這一科的狀元是江蘇人、著名史學家趙翼，只因乾隆帝在最終確定等級時，突然問到本朝有沒有出過陝西的狀元，閱卷官回答還沒有，於是就將陝西籍的王傑提到第一名。
這件事也成爲趙翼一輩子的隱痛，他還專門寫詩：“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千秋自有無窮眼，豈用爭名在一時?”滿紙辛酸，撲面而來。
利益決定立場。如何取捨公正與公平，實在是個大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