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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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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下面小編爲大家帶來詳細的文章介紹。

宋朝的經濟就不必多說了,是公認的封建時期的第一,爲什麼這麼強大的經濟實力卻不能轉化爲軍事力量,這主要的原因就是宋朝的“守內虛外”、“重文輕武”的二個政策問題。

守內虛外的國策

宋朝自宋太祖趙匡胤在公元960年建立開始,便一直銳意進取,致力於統一全國,到了宋太宗趙光義統治時期,在公元979年消滅了北漢最後一個割據政權,但被後晉石敬瑭送給契丹的幽雲十六州尚在遼國之手。

因此,趙光義在滅了北漢之後,立刻對遼國主動發起旨在奪回幽雲地區的軍事行動。要把石敬瑭割給遼國的幽雲地區置於宋朝的統治之下,這是在趙匡胤時期就開始計劃的事情,趙匡胤還專門設置了一個封樁庫,將每年財政結餘封存在這個庫裏,趙匡胤曾對臣下說過“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值。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但趙匡胤還沒來得及實施這個計劃就死了。

實際上,當時遼國實力卻並非中原五代十國等小政權可以相比的,這個馬背上的民族,軍事戰鬥力及其軍政組織形式也都比宋朝軍隊的戰鬥力要強,趙光義對遼國的兩次戰爭都先後以失敗告終,折損了大量將士,甚至趙光義他自己也被射了一箭。在兩次徵遼戰爭都無功而返之後,趙光義完全失去了繼續對遼作戰以奪回幽州的勇氣,他命令邊境守將不可再與遼兵爭鋒,只有在遼兵深入宋境後纔可予以抗擊。

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

對遼戰爭結束幾年之後,淳化四年(993年),在四川地區暴發了聲勢浩大的王小波、李順農民起義。此時距北宋建立僅僅33年,距北宋消滅北漢,實現局部統一僅14年。一個王朝建立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爆發了這樣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相當罕見的,這也是由宋初期的特殊時代背景決定的,這是受五代十國的影響,有點軍力的都想稱王稱霸。

宋朝雖然沒有秦朝和隋朝那樣施行暴政,但是由於在征討分裂割據政權時對中原地區人民的軍需徵調,以及有些宋將在消滅割據政權的同時對當地人民的搶掠更加深了北宋統治者與平民的矛盾。在初年,小規模農民起義就在許多地方爆發,到了後來,終於釀成了王小波、李順領導的大規模起義。起義軍勢頭最旺的時候曾攻佔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權。經過半年多的軍事行動,終於攻破成都,扼殺了大蜀農民起義政權。儘管如此,這次起義還是給了北宋統治者相當嚴重的打擊。

此後對遼收復燕雲地區已經不再是趙光義第一個要考慮的問題了,他曾對近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

從這番話可以看出,趙光義已經不再把收回幽雲地區視爲頭等重要的事情,轉而把對內防範放在統治政策的首要地位。

宋朝按“內外相制”的原則在京城周圍屯駐了數十萬的禁軍,主要都用於防範可能發生的地方叛亂和農民起義事件。在王小波、李順起義的打擊之下,對內防範的重點自然放在防範農民反抗的方面。

從此之後,只要哪個地方出現饑荒,朝廷就迅速京城派軍隊到該地駐紮,隨時準備鎮壓那裏可能發生的農民起義。而當地政府則強制把饑民中可以當兵的人都招募編入軍隊,以此手段來防止飢民暴動釀成農民大起義的事件發生。到了宋真宗統治時期,宋遼雙方在戰爭相持卻難以取得進展的情況下籤訂了和議,即史上有名的“澶淵之盟”。

在該和議盟約中,開創了以財帛賄賂敵國以換取和平的外交手段,自此以後,北宋朝廷守內虛外的政策就完全的確定下來了。

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 第2張

重文輕武的國策

第一、時代背景

唐朝的時候爲了加強防禦外敵的軍事力量,在全國邊疆設置節度使,統率諸軍、鎮,以此方便徵調全國軍隊。節度使一職對地方的軍隊有專制的權力,“受命之日,賜之旌節,謂之節度,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

這種情況發展到後來的時候,節度使更是集軍、民、財三政於一身,各地往往對朝廷保持着不同程度的離心狀態。到了唐玄宗時期,在緣邊防禦外族的地區設立了十個節度使,全國精銳部隊多調於此,而安祿山更是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唐朝出現了外重內輕局面,終於在唐玄宗時期的天寶十四年(755年)釀成了安史之亂。

雖然安史之亂被平定了,但是並未能進一步消除節度使對朝廷潛在的威脅。唐朝末期,黃巢起義之後,唐帝國已名存實亡,各方節度使形成擁兵自重的局面,其中以宣武節度使朱全忠(朱溫)、河東節度使李克明、鳳翔節度使李茂貞等人勢力最大。各節度使在自己的管轄區域爲所欲爲,朱全忠更是一度控制了皇帝,濫殺朝臣,最終在開平元年(907年)廢唐哀宗,自行稱帝,建立了後梁。

唐朝最終滅亡在自己起初用意於維護統治而設置的節度使之手。

朱全忠在建立後梁之後,並未能統一全國,之前唐朝設置的一些勢力強大的節度使紛紛擁兵自重,且互相攻殺,失敗的一方就被兼併了。其中軍事實力最強、在唐亡後建號稱帝的人,先後有五代,其餘還有割據一方,立國改元子孫相傳者爲十國,這就是五代十國的來源。

五代十國時期的封建統治者,依靠武力,分別割據一方,原本的唐王朝被許多小的政權所代替。而五代十國境內之節度使亦多驕橫跋扈,其部下也多爲強兵悍將,武力奪權之軍事政變不斷髮生。唐朝的節度使遺禍延續至此仍未結束,長期的戰亂以及動盪的政局給廣大人民造成極大的危害。

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 第3張

宋王朝是宋太祖趙匡胤以軍事將領的身份發動陳橋兵變,奪得帝位建立的國家。此前節度使林立,擁兵自重,有的藩鎮將領公然宣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爲之,寧有種耶!”

藩鎮將領們各自依靠自己手中掌握的軍隊,互相吞併,兵變奪權事件頻繁發生。“兵權所在,則隨之以興;兵權所去,則隨之以亡”。對於皇帝來講,控制有實力的軍隊的將領便可以建立並維護一個穩固的國家,一旦失去對軍隊的統屬權之後便會皇權不穩,因之敗亡。

宋太祖趙匡胤便是依靠自己的殿前都點檢身份控制禁軍,然後才能夠成功的發動陳橋兵變,並建立了宋王朝,宋王朝建立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趙匡胤以唐後期以來的政權變更情況和自己的親身經歷,深切體會到兵權對於國家穩定的影響。爲了維護其統治,必須採取措施削弱藩鎮節度使以及朝廷大將的權力,這就是宋朝“重文輕武”國策的大背景。

第二、國策的確定

宋王朝依靠軍事發動政變奪得政權,因此其統治者對大臣的防範措施也是相當嚴密。

爲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宋王朝的統治者推行重文輕武國策,宋初繼承五代舊制,仍置節度使,轄區內的軍權、政權、財權由節度使獨攬,實際上是個半獨立的小王國。

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採取各種政策,削弱節度使的軍權、政權、財權,以加強中央集權。乾德三年(965年),宋太祖令各地賦稅收入除日常軍費所需外,全部運送中央,剝奪了節度使擅自處理使用地方賦稅的財權。同年還命令諸州府選送精兵給中央,削弱了節度使的兵權。

北宋歷代統治者都十分重視加強對軍隊的控制,進行了許多收奪將領兵權的措施,比如:趙匡胤取消了殿前都點檢和副都點檢的設立,另設馬、步、殿前三個都指揮使,即所謂的三帥一起來統領禁軍,削弱了禁軍統帥的軍權。

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 第4張

禁軍高級軍官的職位則用一些資歷較淺、容易駕馭的人來擔任,且時常加以更調,目的在於防範士兵和將領之間結下深厚的關係,但客觀上卻造成了“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的結果。

此外,還實行所謂的更戍法,即分遣軍隊戍守各地,軍隊的屯駐地又時常進行更換,而統兵將帥則不隨士兵行動,常駐於防地,說是“練習勤苦,平均勞逸,”實際上使得“將不得專其兵,兵不至於驕墮”,從而使得悍將武夫難以從擁兵自重而演變爲反抗中央政權的割據勢力。

宋朝通過削弱禁軍將領和地方節度使的權力,消除了武將擅權和藩鎮割據的危險。同時,宋朝皇帝們通過提高文官的地位來維護其統治,自趙匡胤以來就制定了以文官治天下的政策。宋仁宗時期的蔡襄曾說過:“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詞進:大臣,文士也;近伺之臣,文士也;錢穀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甚至有人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回覆幽薊,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猶不及矣。”這樣的說法雖然有些誇張的意思,但是對宋朝重文輕武的風氣也是可見一斑。

宋太宗趙光義曾對臣子說過:“五代藩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污,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

趙光義的這番話也就是說,用文臣代替武官主管藩鎮,即使是這上百個文臣全部都貪污,也遠遠不及一個武將擁兵肆虐爲害之大。通過因襲前代的科舉以及恩蔭制度,並很大幅度的增加了科舉的錄取名額,將讀書人的前程與傳統儒家學而優則仕的理念與國家政策結合起來,大量選拔士人,並且給予優厚待遇,形成新的統治基礎,從此形成了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局面。這樣也就很大程度上鞏固了宋王朝的統治。

這樣,北宋重文輕武的國策便基本上確立了下來。

宋朝爲何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爲軍事力量? 第5張

宋朝統治者實行的一切重文輕武政策都是爲了鞏固其統治而進行的,這在當時也是比較符合現實情況的,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維護了宋朝的統治的作用,但同時也留下了諸如積貧積弱之類的許多弊病。

這樣的統治政策下,就算宋朝的經濟實力再強大,統治者也不可能把這種實力變成爲軍事實力,所以宋朝的軍事發展始終落後於西夏、遼等少數民族政權。推行重文輕武的國策,雖然有效防止了武將專橫跋扈,鞏固了宋朝統治,卻極其嚴重的挫傷了武將積極性,削弱了軍隊作戰能力,從軍事上和政治上都帶來了不良影響。

自趙光義後期開始,對遼、西夏以及金國的戰爭,屢屢遭到失敗,主要就是多年來執行重文輕武國策的結果。重文輕武政策下,任用文臣統兵,可以便於皇帝駕馭,但文人一般不懂軍事,至於北宋中期領兵對西夏作戰的范仲淹、韓琦等,則是極其少數的會打仗的文官。

長此以往,這樣的政策和措施勢必難以防禦外敵的侵擾,在與少數民族政權的軍事對抗中經常處於不利地位,同時造成了對外交往中的被動局面。就連突然叛變的儂智高,所領部隊也能夠將宋朝打的節節敗退,最後依靠狄青才鎮壓,這就是是“守內虛外”、“重文輕武”國策下宋朝軍事實力低下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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