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重文輕武的思想是如何造成的大家都熟知嗎?接下來小編給大家帶來相關的文章
因爲趙匡胤在建立大宋之後，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爲了避免重現亂世，穩固政權給老百姓一個太平的社會，趙匡胤因此採用了許多政策來制衡武將，從而形成了最早的“重文輕武”的思想，後世之君墨守成規絲毫不懂變通，最終導致宋朝武功不競的局面。
吸收前朝的經驗教訓
唐朝中期以後，府兵制破壞了，各地節度使統帥的部隊，都是招募的職業兵，於是將領們可以長期擁有大量軍隊，並不斷擴大隊伍，安祿山、史思明就因如此得以起兵反抗中央，釀成唐代有名的“安史之亂”，安史之亂之後，節度使們競相擴大自己的軍隊，唐朝中央政府反而沒有強大的軍隊，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失去了控制節度使的能力，於是形成藩鎮割據混戰的局面。連綿不斷的戰爭，藩鎮擁兵自重的需要，使軍隊的數量不斷擴大，將帥士卒遂日益驕橫，終於,擁有強大軍隊的朱全忠取代了唐朝。
“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
所以，趙匡胤非常重視對軍隊的控制，加強中央的軍隊力量。
趙匡胤對五代以來的治兵措施加以改革、完善，確立了新的兵制。“開寶二年，遣使分往京西諸州賜太原所徙民帛，人一匹，又命控鶴都虞候京兆崔翰差擇其勇悍習武藝者籍爲禁兵。以此來增強禁軍力量。建隆二年甲戊，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曉勇者升其籍，老弱怯懦者去之。趙匡胤在兵力的配置上，實行了“強幹弱枝”、“內外相維”的政策。
趙匡胤時期禁軍約二十萬，其中十萬駐守京城，十萬分屯各地。
“太祖盛時,皇城之內,有諸班之兵京城之內,有禁衛之兵京城之外,列營猶數十里”。
正如北宋名臣包拯所說“京師者,天下之本也。強本者,歌兵耳本固且強,睬中制外,則天下何患焉”。
京城兵強馬壯，各地方自知兵力不敵，一般不敢萌生異心，這就是“強幹弱枝”的軍事防衛政策，駐屯各地的禁軍，主要是侍衛馬軍和侍衛步軍，兩軍的精銳雖不及主要屯駐京城的殿前軍，但相去不遠，加上各地的廂兵、蕃兵、鄉兵等部隊，其數量則要超過京城兵力至少一倍以上。
如京城有變，各地軍馬聯合起來，以抑制京城之變，這樣“內外相維,無輕重之患”。這樣既不會發生類似唐朝的安史之亂，也不會發生京城兵變。
從北朝末年到五代的約四百年間，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盛行結成義兄弟的風氣，後周太祖郭威有十兄弟，宋太祖趙匡胤也有義社十兄弟，這種帶有集團化的結義兄弟的行爲，是對皇權的重大威脅，趙匡胤不想重蹈覆轍，使自己的政權毀於將領的拉幫結社。
“開寶四年十一月,太祖下令,禁止軍民男女結義社”。
開始禁絕這延續了四百年的惡習，這種集中軍權的思想是趙匡胤從前朝滅亡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
趙匡胤個人實踐所得
五代時期，這是武人的天下，宋太祖趙匡胤也是武將出身，同其他武將一樣，言行舉止不時流露出輕文的傾向。
據《湘山野錄》一記載，有一次，趙匡胤到朱雀門，趙普陪同前往，趙匡胤指者門上的牌匾問趙普“爲什麼不直接書`朱雀門',中間加個`之'字有什麼用處“趙普回答說“`之'字是語助詞。”
趙匡胤聽後不以爲然，輕蔑一瞥，大笑說“之乎者也，助得甚事”不屑之情，溢於言表。但是，趙匡胤本人對前代驕兵悍將禍國殃民之事也有切身的感受，所以他在統一戰爭的過程中，再三強調要保護百姓的生命財產安全，就這點來說，趙匡胤比五代時期的帝王明顯高出一籌，所以他能夠以防弊之政作爲立國之法，其中之一就是他決定改變前代重武輕文的傳統。
唐末五代歷經戰亂，禮樂儀制遭到踐踏，官籍散落，倖存下來的禮書也是疏略不備，互相矛盾之處頗多。趙匡胤要恢復五代戰亂時期的疏忽的禮儀，多次下令大臣考循舊制，重新編篡有關禮儀著述，健全禮樂儀制。
用於禮樂的器械在戰亂中也漸漸淪廢，趙匡胤命令有關部門加以考究，予以修復。如懸掛鍾磐的木柱、升堂奏歌的本架、鼓鈕蕭等樂器、武人所執大旗、用於武舞的兵器等等皆如舊制復現於趙宋朝廷。
在不長時間裏，趙匡胤將五代時期被破壞的禮樂制度恢復完善，是與趙匡胤改變五代時期武人專政，實行文治分不開的。趙匡胤在青年時期的經歷使他體會到雖然能夠“馬上得天下”，但是並不能“馬上治天下”，文武並用，適當地重用文人，才能夠逐漸消除唐末五代以來武人專政所帶來的各種弊端。
大臣的建議
《宋史》“自古創業之君,其居潛舊臣,定策佐命,樹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一,未嘗乏也。求其始終一心,休慼同體,貴爲國卿,親若家相,若太祖之於趙普,可謂難矣。”
這段文字表明，趙匡胤與趙普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後周時，趙普已經成爲趙匡胤的心腹幕僚。
大宋開國之初，趙普首先進入樞密院，然後成爲宰相，始終掌握着中樞大權，趙匡胤對趙普極爲信任和倚重，待遇殊絕。
《長編》卷九記載,開寶元年十月“雷德驟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宰相,擅增減刑名,德膝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對,即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甚厲,並言趙普市人第宅,聚斂財賄。上怒,叱之日`鼎擋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櫻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鱷二齒,命左右曳出,詔宰相處以死刑。既而怒解,止用闌入之罪處焉。”
趙匡胤壓下了對趙普的控告，表明了他對趙普的極度信任。
因此，趙匡胤在治理國家定製法律法規時，趙普起的作用也是至關重要的，趙匡胤的集權思想，控制兵權，也採用趙普的建議，趙普多次向趙匡胤建議，要求解除石守信等佐命功臣的兵權，授予其他職務，趙匡胤起初並沒有聽取。
趙匡胤回覆：“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趙普說“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
“不得自由耳”這句話，十分刺耳，趙匡胤不禁想起陳橋兵變時自己“不自由”的情況，幅然醒悟，接受了趙普的建議。隨後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統兵大將的兵權。
乾德元年二月，趙匡胤想任用符彥卿典掌禁軍，趙普反對，認爲符彥卿名位己勝，不能夠再委以兵權。趙匡胤說“卿苦疑彥卿何也聯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聯也”，趙普說“陛下何以負周世宗”，趙普這句話，使趙匡胤收回了成命。
符彥卿“武勇有謀，善用兵”，又是周世宗柴榮和趙匡胤之弟趙光義的岳父，是一位名望地位都很高的將領，用他典禁軍是非常危險的，位高則權重，加之名望高，就有潛伏着策動兵變的可能，所以趙普不能不極力反對。
趙普提出的建議是針對時勢的，建議趙匡胤掌握兵權有效地防止了禁軍將領發動叛變的可能性，是當時維護趙宋政權穩定所必須的。
趙匡胤的“祖宗家法”的影響
趙匡胤所立下的“祖宗家法”，產生了積極和消極這二個重大影響。
積極的一面：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使得北宋政府能夠較快地剷除士族門閥地主與軍閥勢力的割據，消除了分裂之禍，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封建統治，基本上保持了國家的統一和社會的穩定發展，使得農民人身依附關係相對減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促進了社會經濟和文化科技的持續發展。
消極的一面：禁軍廂軍數量激增，趙匡胤時禁軍只有有19萬人，太宗時激增爲35萬人，真宗時又增至43萬人，仁宗時猛增至82萬人，,廂軍數量也相應地由趙匡胤時期的18萬人增至仁宗時的43萬人，合計125萬，給人民帶來沉重的負擔。在軍隊中，將帥只有統兵權，而沒有發兵權，兵權的控制權掌握在皇帝手中，雖然這有效地防止了將領發動兵變，而且將領的循環調動，使他們很難有自己的腹心部隊，但是造成了軍隊中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局面，使得將兵疏遠，軍隊的戰鬥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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