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鍾駿是晚清的一名候補知縣，號稱擅長醫道，被舉薦入宮給光緒看病。後來他留下一篇回憶文章《德宗請脈記》，裏面說，自己在診病前已深知慈禧和光緒的忌諱，“皇太后惡人說皇上肝鬱，皇上惡人說自己腎虧”，所以要避開這兩點。
在給皇帝看病這件事上，諱疾忌醫其實只是小事，最要緊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腦袋和前程。
唐朝某些皇帝很喜歡殺醫生。唐懿宗的愛女同昌公主病故，參與醫治的二十餘名醫官被殺，還株連了他們的三百多位宗親。出面反對的大臣溫璋因被革職而服毒自殺，還被皇帝唾罵“惡貫滿盈，死有餘辜”。
明朝皇帝也很喜歡殺醫生。明仁宗朱高熾做太子時，其妃張氏長達10個月沒來例假，御醫會診後一致認爲她懷孕了。只有一位叫盛寅的醫生說她沒懷孕，而是患了某種疾病，並開了一服被御醫認爲可能導致墮胎的“禁藥”。後來張氏病情加重，只好死馬當活馬醫，試一試盛寅的藥方。但在試藥前，朱高熾已命人將盛寅抓了起來，以致他的家人憂心如焚，擔心全家會被“磔死”。盛寅被關了三天，朱高熾見張氏吃藥後沒死，才放他回家。嚇尿了的盛寅想方設法離開皇家，調去南京工作。
而嘉靖年間的御醫許紳，是直接被嚇死的。“壬寅宮變”時，嘉靖差點被飽受他摧殘的宮女勒死，許紳奉命急救，將他從鬼門關拉了回來。嘉靖前腳封賞許紳爲太子太保，後腳許紳就死了。在遺言裏，許紳明言自己死於“驚悸”。
杜鍾駿入宮給光緒治病，倒不必擔心嚇尿或嚇死，因爲當時殺醫生已被公認爲一件極不文明、極不體面的事。御醫需要擔憂的是自己的前程—之前同治死時，御醫李德立等人均被“革職戴罪當差”;光緒與慈禧死後，御醫張仲元等人也被革了職。
爲規避皇權的懲罰，歷代御醫都練就了一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高超本領。他們熱衷於開無風險的補藥，而非真正治病之藥;熱衷於用“慢治”卸責，而諱言藥到病除;熱衷於隨大流，絕不發表獨到見解，如此就可處在“法不責衆”的安全位置。這些纔是御醫必修的核心職業技能，而非醫術。
皇帝當然也不傻。爲防禦醫的套路，晚清朝廷發明了“輪診制度”，以若干天爲一週期，每天讓一名醫生前來診病，並讓他單獨寫出自己的診斷意見和藥方，不許他們彼此交流，最後由皇帝和大臣來判斷誰的診斷和藥方是可信的。杜鍾駿雖不是御醫，但也被安排與其他被舉薦的醫生一起參加“輪診”。他很不理解這種做法，對內務府大臣說：“六日輪流一診，各抒己見，前後不相聞問，如何能愈病?”
大概是懶得跟這些“民間名醫”解釋，內務府的回覆很簡單—皇宮制度一向如此。杜鍾駿大約也能明白，這種制度是皇室爲防被醫生聯合矇蔽而專門設置的，結果往往是：診斷的雖是同一個病人，但有多少醫生就會出現多少病名和藥方，繼而使參與診斷的醫生陷入被動。
爲求自保，杜鍾駿從宮裏出來，又去找了工部尚書陸潤庠，說：“六天才允許我進宮開一個藥方，還不許我們互相交流，哪有這麼治病的?如果將來治不好皇上的病，究竟是誰的過錯?”陸潤庠的回覆與內務府如出一轍—不要想太多，宮裏的事一向如此。
杜鍾駿對“輪診制度”的批評並非毫無道理，因爲“輪診制度”走到最後，相當於將判斷藥方好壞的決定權交給了皇帝、太后及大臣等非專業人士。
1880年，號稱“名醫”的馬文植受詔入宮給慈禧診脈，開的藥方就是先“呈內大臣、諸侍醫看過”，再“進呈皇太后御覽”，然後由李蓮英傳旨給衆大臣，說太后覺得馬文植擬的藥方也不錯，要他們商議一下，是繼續服用御醫之前開的藥方，還是改服馬文植開的新藥方。大臣們不傻，自然不肯表達任何有傾向性的意見，集體回奏說：“我們啥也不懂，還是請老佛爺決定吃哪種藥吧。”慈禧沒辦法，只好自己聖裁，很“機智”地將御醫和馬文植融爲一體—用御醫的藥方，但得讓馬文植主筆。
對御醫的不信任，和御醫對專業決策權的讓渡，發展到極致，往往會變成皇帝自己出手更改藥方，慈禧和光緒都幹過這事。慈禧曾將薛寶田擬定藥方裏的“續斷”改爲“當歸”。光緒常改御醫開的藥方，比如往裏面加乳香、紫花地丁、白芷，或圈掉杜仲和菟絲子，有時還會直接下旨對御醫進行業務指導，教他們怎麼玩“君臣相佐”。
“皇帝自己開藥方”這事也見於歐洲。
羅馬皇帝查理五世常年受痛風困擾，又常暴飲暴食，他覺得宮廷醫生都是無能之輩，所以更願嘗試民間偏方。安德雷亞斯·維薩里(近代人體解剖學的創始人)任宮廷醫生期間，查理五世迷上一種叫“菝葜”的草藥，不但強迫維薩里將之放入藥方，還宣稱該草藥在治療痛風方面有奇效。維薩里不信個案，也不願糊弄過去。他在諸多痛風患者身上試驗後，否定了查理五世的主觀感受，認爲他的痛風有所好轉是控制飲食所致，與菝葜毫無關係。
但查理五世更願相信自己，讓人調查維薩里，看他究竟是不是包藏禍心的“宗教異端”—在那個時代，被扣上“宗教異端”的帽子是有可能被燒死的。萬幸的是，維薩里在言論方面十分謹慎，教廷什麼也沒查到。
然而，若讓皇帝撤去“輪診制度”，聽任醫生互相交流，其結果大概率又會變成一場糊弄。
杜鍾駿在《德宗請脈記》裏說，他們六位民間醫生被舉薦進京一段時間後，光緒有次下旨，讓他們合擬一個“可以常服之方”，且給出五天商議的時間。六人接旨後，推舉年齡最大的陳秉鈞主筆。陳秉鈞擬的藥方會凸顯御醫之前開的藥方有問題，衆人都不贊成。杜鍾駿還對其他五個人說：你們要是覺得自己能治好皇上的病，那不妨批評御醫的藥方;否則還是不要說的好，會得罪人。然後，衆人照杜鍾駿的主意，保留了陳秉鈞的藥方的頭尾，將中間部分改了，使人看不出是在“明言”御醫之前開的藥方有問題。而杜鍾駿自己擬的藥方，根本就沒拿出來給衆人討論。
對參與藥方商議的杜鍾駿來說，不得罪御醫、不用自己的藥方爲底稿進行討論，比御醫們的藥方是否正確、自己的藥方是否更好，要重要得多。
如此這般，皇帝與他的醫生就陷入漫長的僵局。皇帝不信任醫生，醫生也不敢給皇帝提供關於疾病的獨立見解。雙方不再是簡單的醫患關係，更像在玩一種兩敗俱傷的攻防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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