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元朝。
說起這號稱“中國歷史上版圖最大”的元王朝，與那“遼闊疆域”一樣常叫後人嗟嘆的，卻是這個王朝的“短命”。自從滅亡南宋“天下一統”後，元朝這“龐然大物”似乎就沒消停過，立國不到半個世紀，內外就動亂四起，立國才八十年(1351)，更是“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十來年後後就在元末農民大起義的熊熊烈火裏，急匆匆捲包袱走人，整個國祚才98年不到，哪怕比起“弱宋”，都是相當的“不扛造”。
那爲啥這大元朝，就是這麼“不扛造”呢?下面這兩條奇葩原因，不但各個戳中要害，更無比發人深思。
原因一：“科學達人”皇帝
說元朝的短命，必然繞不開其“亡國之君”：元順帝妥歡帖木兒(下面簡稱元順帝)
無論正史野史，這位元順帝都常是一幅吃喝玩樂的昏君模樣，常年被反覆嘲諷吊打。但放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這位“昏君”卻也有個獨一無二的身份：元代“科學達人”。
元朝近一個世紀的歷史，公認是中國古代科學的大繁榮時代。就連十分“會玩兒”的元順帝，一大愛好就是“玩科學”。當時他的皇宮裏，儲備印刷了大量元代科技典籍。而且他還親自動手，玩出不少花樣：比如他研發的“宮漏”，即自動計時裝置，不但能夠自動運轉計時，且“宮漏”上還有“亭臺樓閣”“飛仙”“日月宮”“金甲神”等各種造型。只要到了“整點報時”，“宮漏”不但有悅耳鐘聲，“飛仙”“金甲神”們也“皆翔舞”，場面十分壯觀。
哪怕放在同時代的全世界範疇，這“壯觀”一幕，都是絕對頂級的高科技。
另外還有長一百二十尺的巨型龍舟，也是元順帝親自設計建造，全部機械操縱，靠操作機關在水中前進。尤其牛氣的是，整座“龍舟”完全是“龍”的模樣，“龍頭”“龍神”“龍爪”“龍尾”樣樣逼真。且只要操作起來，整個“龍舟”上的“龍尾”“龍眼”全都能來回擺動，儼然一條投入水中的“巨型活龍”。而這條“巨型活龍”的製作過程裏，元順帝更是“自制其樣”，全程手把手完成。
這強大手藝，也正如其“魯班天子”的雅號。甚至比起近三個世紀後，另一位有着“魯班天子”雅號的“少年帝王”來，元順帝的手藝，顯然都要甩出後者一大截。
那爲什麼這麼強大的手藝，卻依然守不住元王朝呢?要知道，元順帝手藝雖強，卻沒有半點“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的覺悟，弄出這些高精尖，就是爲了自己玩。而最後半世紀的元朝，水旱饑荒年年不少，正是需要“高科技”的時候，元順帝的這些“高科技”，卻常年窩在深宮裏，半點指望不上。
而且這些“高科技”，也都不白折騰，幾乎每一樣都是大把砸錢，每個作品都堆積金銀玉器。外加元順帝很有“匠人精神”，每次完成作品，都先問身邊太監們的觀感，只要聽到一句“不好”，立刻把“作品”砸個稀巴爛。金銀器物全碎一地。日久天長，太監們也學精了，每次元順帝“大作完成”，都想盡辦法“拱火”，激得元順帝把“作品”毀一地，大家再趁機哄搶散落地上的“金銀材料”。拱一次火，就發一筆財。
這種折騰，不是某年某月的心血來潮，卻是隔三差五就要鬧一場，這麼個鬧法，元王朝地盤再大，到處都是金山銀山，也禁不住他這麼糟，以這個意義說，元王朝就是這麼“糟”沒的。
反而是取而代之的明王朝，撿了元順帝的現成。元王朝捲包袱跑出元大都後，其留在元大都的《農桑衣食撮要》《河防通議》等典籍，以及元順帝的這些高科技心血，全被明王朝照單全收，然後就變成了推廣全國的“水車”“浚川耙”“車船”等高科技物件，直接助推了明朝開國後“百萬大移民”“修治四萬處河塘”等大工程。明初八百五十萬頃的耕地數，以及“宇內富庶”，農業產值甩開宋元兩倍多的治國成就，都有元順帝的“高科技神助攻”。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假，但元順帝這頓“作”更告訴後人，科技再好，用對地方纔是硬道理。
原因二：“糊塗賬”的賦稅
一直以來，“短命”的元朝，還都有一個“光輝”的業績：賦稅輕。
關於這事兒，就連明朝中後期的一些文人們，都跟着給元朝貼金。比如明末學者于慎行就感慨元朝開國時“賦稅簡寬”。朱國楨更感慨元朝“賦稅甚輕，徭役甚省”。確實，元初特別是元朝滅南宋時，賦稅十分“簡寬”。甚至元軍一路南下時，也是一邊打一邊廢除南宋各種苛捐雜稅。元王朝能夠一統天下，“簡寬”的賦稅就是重要助力。
但好景不長，元朝立國之後，這事兒就變味了。
當然對於士大夫，特別是江南士大夫階層來說，元朝的賦稅，一直都還是比較簡寬的。但到了元朝中期，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這就是兩回事了：元朝的賦稅何止是“簡寬”?簡直是糊塗，比如基本的農業稅，連土地的清丈問題，放在整個元朝，都是一筆糊塗賬。比如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田籍”竟長期混亂，元仁宗至元文宗的幾十年裏，元朝曾多次派出專人，在大江南北清理田畝，卻是越查越糊塗，結果整個元代，元朝都是“迄無田制”。
如此狀況，對於享有特權的士大夫地主們，當然是個好消息，他們可以更加肆無忌憚的隱瞞兼併土地，名下的財產滾雪球膨脹。只苦了窮農民，一邊是土地不斷被侵佔，破產淪爲佃戶流離失所都是常事，另一面更要承受高額的賦稅，哪怕地沒了，稅賦也要扛身上，“簡寬”的賦役對於他們，就是扛不住的重擔。所以元末的江南地區，富豪地主們往往收入“歲至數百萬斛”，苦農民們則“皆無蓋藏”，江浙等地每逢災荒，動輒就是五六十萬流民。
經濟發達的東南地區尚且如此，其他地區更可以想。
而比起“迄無田制”的田賦來，元朝的其他賦稅，更是各種“花樣糊塗”。比如茶稅，元仁宗年間曾經三年裏加收三十倍，又比如商業稅，元世祖登基時定下了“三十取一”的標準，到了元世祖晚年時，不知不覺間就增加了上百倍。另外還有多如牛毛的“課程”，日常的各種用品都要“課稅”。元朝的“加稅”，出名的風格就是“任性”，只要差點錢，巧立名目就加，一部《元史》裏常見的現象，就是某某稅“動增數十倍”。
如此鬧劇，爲何後世還有人說“稅輕”?因爲很多感慨元朝“稅輕”的，多士大夫階層。看過這“任性”折騰就知道，哪怕元朝最混亂的年月裏，對於東南地主階層來說，稅依然很輕，但對於窮老百姓們來說，卻已重到不堪重負——板子沒打到自己身上，當然不會喊疼。
但他們不疼，老百姓卻疼，“板子”最後還是打到了元王朝身上，一場“挑動黃河天下反”，匆匆忙忙就關了張。留下的是“稅輕”美名下，竭澤而漁的歷史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