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四年(1501)的“九華問道”使得王陽明深化了對佛、道兩教的認識，更刺激了他對出世思想與隱居生活的嚮往。正是這一隱逸情結，再加之他對自己“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的追悔，促使王陽明決定踐行“築室陽明洞”這一隱逸實踐。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據《王陽明年譜》記載，王陽明在踐行隱居生活的期間進行了一系列關於佛氏的思考與探索，包括“行導引術”、同王文轅、王琥、許璋等“越中諸友”的切磋論道及進行靜坐修行等活動。
王文轅，字司輿，錢德洪《王陽明年譜》稱王思輿，黃綰《陽明先生行狀》稱王思裕，徐愛《賢思敘》稱黃司輿。其“勵志力行，隱居獨善”，是一位頗具出世主義的隱士。
在爲學方面，他“少學爲古文，級類莊、列，詩逼唐人，讀書不牽章句”，著《茹凌稿》《皇極經世》《律呂》等作品。面對成化、弘治年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朱子獨尊局面，他與王陽明一樣“不主先入之言”，“獨破舊說”，傾心於“專以尊德性爲主”的含有佛禪義理的陸九淵學說。
在性情、爲學、思想等方面，王文轅與王陽明頗爲“英雄所見略同”，因而“惟陽明與之友，莫逆也”，在王陽明所著《冬夜偶書》《夜坐偶懷故山》等詩作中可見他們深厚的情誼，從側面映證了王文轅是陽明早年最相契的志同道合者之一。
作爲王陽明早期的交遊者之一，王文轅對王陽明的影響散見於他們的交往歷程中。在王文轅去世後，王陽明開始倡導良知學說。
對此，季本(王陽明高第)《王思輿傳》記載：“人多非議之，嘆曰：‘使黃輿子在，於吾言必相契矣’。”黃宗羲《明儒學案》記載：“時多訕者，嘆曰：‘安得起王司輿於九原乎’。”可見，王陽明與王文轅交往甚篤，而正因此，王文轅出世隱逸的性情、“獨破舊說”的思想主張勢必對王陽明產生重要影響，故有“陽明之學由王司輿發端”的說法。
與同王文轅的密切關係相仿，王琥是王陽明在隱居陽明洞時期的交往者之一，亦是王陽明晚年的弟子。其自號“野翁”，被陽明高第徐愛稱讚爲“賢民”。以詩文見長，著有《亭山》等數篇詩賦。
據張煥《重建稽山書院記略》記載，正德年間，“刑部尚書王公明仲，楚府長史王公冕與儒生王琥，素懷興復，唱鳴義舉”。這足以證明王琥是一位頗受高官勳貴尊崇的隱儒。
王琥與王陽明的交往始於陽明隱居陽明洞時期。正德八年(1513)，王陽明與王琥、許璋等人在永樂寺“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正德十二年(1517)，王琥與徐愛商定“乘興來遊(贛州)”，目的是在於協助巡撫南、贛等地的王陽明。
王陽明聞迅後，稱“得引手一扶”。嘉靖元年(1522)年，王陽明與王琥、鄒守益等人遊浮峯山。其時正值王陽明之父王華去世，陸深所著《海日公行狀》其實是“按王君琥所錄行實”。
可見，王陽明與王琥的交往貫穿陽明三十一歲之後的人生歷程，而王琥本人所具有的隱儒本色勢必也影響着王陽明的思想與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