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詩人兼有政治家和學者等多重身份者並不罕見，但像王陽明這樣行走在思想和政治的場域中，百鍊身心，優入聖域，而且經綸參贊，纔有所縱，有明一代，一人而已。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詩歌創作的光華。其實，王陽明在詩壇上也建起大將旗鼓，自成一家氣象。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的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王陽明的創作場域是明代特定的政治風雲與文化波瀾相激盪的文學空間，它反映了學術、權力、宗教、文化習慣等多重力量的相互糾纏。
他的學者地位、官員身份、儒師角色、修道活動、軍功政績和政壇處境，決定了其詩歌本乎性情、精於思理，其豐富的信息含量遠非一般詩人詩作可相提並論。
陽明學的明覺良知、思維圖譜折射的是陽明聖哲特質的一面，而詩爲心聲，從坦露真性情的角度看，陽明的詩才是陽明其人，從詩中可以感受到他身上的豪傑氣質、仙風道骨及其凡俗的一面。
作爲其人生和心路歷程的第一手實錄，陽明詩歌比錢德洪等編纂的《陽明先生年譜》更爲可靠真實。
王陽明的詩歌創作經歷了一個由狂入聖的過程。這個過程和他在學問上的變化大略相似並基本同步。
黃宗羲稱陽明“其學凡三變而始得其門”：從氾濫於辭章到遍讀朱熹之書，循序格物而不得入門，遂長時期出入於佛老，及至龍場才恍然神悟，認識到“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又稱陽明“學成之後又有此三變”(《明儒學案》卷十)，先以默坐澄心爲學的，江右以後專提“致良知”三字，居越以後，時時知是知非，時時無是無非，開口即得本心。
陽明詩歌也有三變。每階段彼此之間並非了不相涉，而是各有所重，各有其性格的表現及風格的呈現。
湛若水稱王陽明早年有“五溺”，即耽迷於任俠、騎射、辭章、神仙和佛氏。陽明“五溺”時期的詩作呈現的是狂者的風神氣韻。不過，此時的詩作存世不多，特別是有關任俠和騎射的內容在陽明文集中完全不見蹤影。
任俠和騎射是一體兩面的事，是陽明志學之年的喜好。那份英風豪氣流露在辭雄氣武的《夢謁馬伏波廟題辭題詩》中。
弘治十二年所作《墜馬行》開篇四句寫了出使邊關的經歷：“我昔北關初使歸，匹馬遠隨邊檄飛。涉危趨險日百里，了無塵土沾人衣。”嫺於騎射的形象呼之欲出。詩中“嘗聞所在文字，我今健如筆揮戈”兩句，是陽明此時馳騖辭章的寫照。
道教之於王陽明，在詩歌創作中是脫俗境界的呈現，在實際生活中是通達仙境的階梯，是外在超越的途徑，不具有形而上的意義，也不是逃避是非不明的現實世界的療傷途徑。
龍場生死關口的啓悟對王陽明的身心有很大的撼動，他經歷了一番從物我二元世界契入一如天地的質的翻轉。跨過這一照見本心的關口，王陽明的生命破繭而出，在主體精神中重生，從此風光霎時有異，詩中也有了體道的圓滿之語、浩然之氣。
《霽夜》在閒靜中體會萬物的律動：“靜後始知羣動妄，閒來還覺道心驚。”這種當體即是的“知”“覺”反映了與良知體驗的深刻相遇。其《送蔡希顏三首》其三以月映心：“悟後六經無一字，靜餘孤月湛虛明。”後一句內外通透，略似禪宗。孤輪獨照，本心如月，物我一如，朗然圓滿，寫出心學親證之境。
生死一發的孤危，逼顯出王陽明的良知說。王陽明致良知的功夫較之朱熹的格物致知更自然、更簡易，較之注重文字表述與邏輯分析的方法，它更傾向於通過體驗和直覺洞見事事物物中的天理，屬於簡捷方便的法門。
因此，王陽明說良知的詩多爲絕句。《答人問良知二首》《詠良知四首示諸生》不厭其煩、反覆申說的只是一個意思，即欲求本心，只在良知，其求端用力的要點在於反求諸己心。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其四借用禪宗語彙澄清良知的理念，用佛家的酒杯來裝心學的醇釀：“無聲無臭獨知時，此是乾坤萬有基。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效貧兒。”良知是無聲無臭而慧心獨知的，是祕於己心而非喧騰衆口的，本自具足，不假外求，“獨”字落實於一己存在的內心體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