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春秋戰國是個怎麼樣的時代?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西周時期，周天子依然享有並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權，但這一切都在周幽王時期畫上了句號。
周平王東遷都城以後，標誌着東周開始，當然也是春秋戰國的開始，此時周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實際的控制能力，正如《史記·周本紀》記載：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彊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
不過當時的中原各國也因各種因素，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於是諸侯國之間出現了相互攻伐、爭奪霸主的局面。
而正是由於各諸侯國的兼併與爭霸，加快了各個地區統一的進程，所以又可以說，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大動盪，爲接下來全國性的大統一奠定了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的士兵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是有活力的時代，是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時代，當然也是一個開放的時代。
那麼爲何說春秋戰國是開放的呢，它的開放又表現在哪些方面，這種開放和經濟發展又有何關係?
本篇筆者就從政治寬鬆、思想爭鳴、文化繁榮三個方面來闡述春秋戰國時期的開放，進而說說這種“開放性”與經濟高速發展的關係。
政治寬鬆。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論語·季氏篇》
意思是說，社會有秩序的時候，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都由天子決定，但是一旦這種秩序被打亂，製作禮樂和出兵打仗的決定權都在周王室分封的諸侯手裏了，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春秋戰國時期的“禮崩樂壞”。
此時，以血緣關係維繫的宗法制日漸崩潰，進而導致了維繫社會穩定的分封制也逐漸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西周以來的由周天子一統天下的穩定局面也隨之成爲了泡影。
諸侯開始爭霸，春秋霸主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而周天子能做的，只是乾瞪眼，各個諸侯國爲爭奪地盤和人口，早已不顧昔日的“禮制”，畢竟在亂世，生存纔是一切活動的基礎，正如西漢劉向在《戰國策·序》中這樣描寫這段時期：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
春秋戰國時期的戰爭
當然這只是“國際環境”，而各個諸侯國內部，情況也不樂觀，《左傳·昭公三年》記載：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民聞公命，如逃寇仇，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
這段話是晉國叔向與齊國晏子講述晉國內部的情況時所說，也就是說晉公室已經到了末世，百姓聽到了國君的命令，那就像躲避仇敵一樣，原本的貴族已經成爲了低賤的吏役，有如此多的貴族落魄，足見當時晉國內部時局的動盪程度。
晉國只是這些諸侯國中的一個鮮明的例子，其它諸侯國內部情況也不樂觀，正如晏子所說齊國的情況，即“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也就是說齊國內部的田陳勢力已經做大，取代姜氏的政權也只是時間問題。
由此可見，諸侯國內部原本的舊貴族已經勢微，而新興的地主階級逐漸登上了歷史舞臺，在新舊貴族的相互對立的情況下，原本禁錮人們思想的政治，開始走向了寬鬆自由，人們的個性也因此得到了大解放，而政治上的寬鬆自由主要表現在行動上的自由和言論上的自由。
行動上的自由。
周既不綱，權利四散，遊士學者各稱其道，其所以得以橫行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它而已。——《論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
在自由寬鬆的社會氛圍中，士人可以擇主而事，誰供養他們，誰賞識他們的才幹，他們就爲誰積極出謀劃策，合則留，不合則去，朝秦暮楚也是一種常態，正如上述梁啓超先生所指出，則是說明了士子在行動上是自由的，至少他們可以“各稱其道”，亦可以“橫行天下”。
春秋五霸
於是乎，在春秋戰國時期，齊人可以去魏，魏人可以入秦，燕人可以南下，而楚人亦可以北上，人員流動方面基本上沒有什麼限制，如果有的話，那就是看遊士的心情。
言論上的自由。
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莊子·胠篋》
奴隸制對於民衆的壓迫不單單只是在於身體上，還在於精神上，而言論自然也不會自由，但是到了春秋戰國時期，政治上的寬鬆，讓言論也得到了解放，上述引用則是莊周對於當時社會的不滿，並直呼竊國者爲諸侯。
如果說莊子這種言論還算含蓄的話，那麼孟子說的則更是直白了，孟子在魏國時對樑襄王就十分看不上眼，於是他便毫不客氣地對樑襄王進行了一番評價，即“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出自《孟子·滕文公》)”，意思就是說樑襄王從遠處看那就不像一個國君，走近了看也沒什麼能讓人敬畏的地方。
春秋戰國時期的竹簡
當然，這些有才之士在行動上和言論上的自由，也導致了春秋戰國時期在思想上出現了百家爭鳴的盛況。
思想爭鳴。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幹世主，豈可勝道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各自爲政，政局動盪不安，而在全國範圍內統一思想也只是天方夜譚，尤其官府沒有確切地政策來限制言論，這種大背景下，導致了這時期在思想上出現了百家爭鳴。
在當時形成了幾個官辦的學術中心，而其中又數齊國的稷下學宮最爲出名，而它亦可以看成是春秋戰國時期思想上百家爭鳴的縮影，比如上述《史記》記載，意思是從鄒衍到齊國稷下的諸多學士，如淳于髡、慎到等人，各自著書立說談論國家興亡治亂的大事，用來求取國君的信用，這些又怎能說的盡?
稷下學宮廣泛招攬各方遊學之士，無論各家各派均可在稷下講學，並且來去自由，當然只要來，齊國就給優厚的待遇，即“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正是由於這些待遇，使得齊國的稷下學宮成爲了當時學術的中心。
百家爭鳴的代表人物
在這裏，學術上數家並存，各派平等，儘管在政治見解上有所不同，但統治者卻不以自己的好惡而進行褒貶，更不會對這羣士子施以政治上的高壓，也就是說，稷下學宮在當時對於士子來說，是一片理想的樂土。
當然，稷下學宮內的學術“爭鬥”是很劇烈的，畢竟不同派別的士子，都想讓對方服從自己的思想，於是激烈的辯論自然好不了的，而辯論內容也是十分廣泛，學術觀點、政治主張、現實矛盾、甚至哲學思想等等都有涉及。
比如在這裏出現了“天人之辯”、“王霸之辯”、“世界本源之辯”、甚至還出現了“白馬非馬之辯”等等，這些思想上的碰撞，不僅豐富了古代的學術思想，而且開放了人們的視野，解放了人們的思想。
此外，這些不同的學派之間雖然主張不同，但卻相互滲透和吸收，相互促進，不能獨立存在，正如《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論語》
而正是由於思想上的爭鳴，導致了文化上也出現了大繁榮，筆者接着論述。
文化繁榮。
凡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漢書·藝文志》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古代的文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高度，《漢書》所記載，那時期出現的諸子多達189家，著作多達4324篇，不過這一百多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即儒、墨、道、法、雜、名、兵、陰陽、縱橫這九家，後來小說家又被列入其中，並稱爲“諸子十家”。
這時期涌現出來的這些派別，都出現了傑出的代表人物，儒家：孔子、孟子、荀子，道家：老子、莊子，墨家：墨子，法家：商鞅、韓非子，雜家：呂不韋，名家：公孫龍，兵家：孫武，陰陽家：鄒衍，縱橫家：張儀、蘇秦。
《孟子》
這些代表人物，大多還都擅長著書立作，而正是這些傳世著作，再次向我們詮釋了當時文化的繁榮和空前的開放，諸子百家的思想，幾乎都是發源於這一時期，整個文化領域表現出了大繁榮的盛況。
這不僅在先前以及後來的文化發展過程中極爲罕見，而且可以被稱爲中國文化史上最富有原創性的巔峯時期。
政治上寬鬆、思想上爭鳴、文化上繁榮，這便是春秋戰國時期“開放性”的體現，而這種“開放性”與經濟高速發展也是相互促進的。
經濟發展。
上文筆者已經提到春秋戰國時期的開放性與經濟高速發展是相互促進的，其主要表現在農業、手工業和商業三個方面，如果沒有這種“開放性”，經濟自然也就失去了發展的空間和活力，對此，我們接着論述。
先說農業。
春秋戰國時期農業的發展，主要體現在生產工具的變化上，具體來說，就是鐵農具的出現和逐漸普及，春秋前期和中期已經有了鐵器，但還不普及，而到了春秋末期，鐵器開始多了起來，而伴隨着鐵器的增多，鐵農具也開始普及並被應用於農業生產中。
其次牛耕的出現和推廣也促進了農業進步，尤其是耕牛配上鐵犁，這一耕作方式，在我國持續了幾千年，甚至在筆者小時候，也曾見過這種耕作方式。
鐵犁
此外，在這時期，也出現了大規模的水利設施的修建，比如說西門豹在鄴修建了12條水渠，到了戰國後期李冰父子的修建的都江堰和鄭國在關中修建的鄭國渠，這些都促進了農業發展，當然也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更爲重要的是，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小家庭經濟模式的誕生，這也促進了政治上的變革。
再說手工業。
在春秋戰國時期，鐵器的出現並沒有導致青銅器走向末路，反而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時期還出現了很多精美的陶器、絲織物、漆器，這些文物更是讓人們見識到了古人的智慧和精湛的技藝。
製鹽業也在這時候得到了發展，比如說晉國在選擇國都時，就有大臣主張遷到靠近鹽業生產的地方去，齊國更是靠着“漁鹽之利”，成爲了東方大國，而齊桓公小白也因此得以成爲春秋首霸，此外，《華陽國志》還記載了李冰在四川已經開始了井鹽的生產。
後說商業。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因爲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是鼓勵發展商貿活動的，齊國更是把工商業視爲國家的根本，正如《管子·輕重乙》記載：爲諸侯之商賈立客舍……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這則是齊國吸引外商的辦法，即爲商賈修建客舍，最終讓商賈歸之如流水。
鄭國也十分重視商業，並且給了商人較高的社會地位和人身自由，在其它的諸侯國中，重視商業發展的記載也比比皆是，如晉國業採取了“輕關易道，通商惠農”的措施。
范蠡雕像
也正是因爲商業的發展，這時期還出現了很多著名的大商人，比如說春秋戰國之交就有子貢和范蠡，子貢是孔子的學生，孔子對於子貢經商，那是提起來就生氣並且“賜不受命”，不過子貢卻依然我行我素，做到了“億則屢中”，也就是說子貢總能賺到錢。
范蠡更是大商人人中的代表，而後世把有錢人稱爲陶朱公，也就是因爲范蠡的緣故，正如《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硃(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遂至鉅萬。
此外，商業上各諸侯國之間的貿易活動也很頻繁，打破了地域界限，各地的物產也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流通，《左傳·襄公》有云：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這就反映了楚國優質的木材和皮革被輸入到了晉國。
春秋戰國亂世的終結者——秦始皇
諸侯國之間的商業貿易活動，促進了經濟的繁榮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國的政治界限，促進了文化、信息等方面的交流和溝通，“四海之內若一家(出自《禮記·王制》)”。
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知春秋戰國確實是一個開放的時代，政治上寬鬆自由、思想上百家爭鳴、文化上開放繁榮，正是這些“開放性”，爲經濟的高速發展提供了基礎，而反過來，經濟的高速發展，又不斷促進了政治、思想、文化等領域的變革，所以二者是相互促進的。
到了秦漢之後，政治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逐漸加強，特權政治逐漸形成，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開放傳統也遭受了重創，以至於在接下來的數百年內，都未曾出現此等盛況，不得不說，這着實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