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滅亡：每一個王朝的起起落落都是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唐朝，中國歷史上統一時間最長，國力最強盛的朝代之一，它又是因何走向滅亡的呢？
唐朝建立於618年，亡於907年，共290年。歷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20帝，在中宗與睿宗之間曾有武周政權。唐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唐朝還積極發展對外關係，使中華文明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爲當時世界上的超級大國。但如此強大的帝國也難逃衰落、滅亡的結局，是什麼原因呢?自唐亡以後，人們就在尋找這個問題的答案。那麼，今天讓我們從現代人的角度，重新審視唐朝的滅亡，以探尋其滅亡的真相。
盛世氣象
唐朝的建立者李淵(566—635年)是隋朝太原留守，隋朝宗室貴族。隋大業十三年(617年)，他趁隋末天下大亂的局面，起兵西入長安，立楊侑爲帝，尊在江都的隋煬帝爲太上皇，自己獨掌大權。大業十四年(618年)三月，隋煬帝在江都被部將宇文化及縊殺。五月，李淵逼迫楊侑禪位，自己稱帝建國，國號“唐”，李淵就是唐高祖。
唐朝建立時，天下依然是羣雄並爭，戰亂不止。所以唐高祖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平定各地的叛亂，統一全國。在高祖在位的九年裏，甚至到了太宗貞觀初年，唐朝還主要以平叛爲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在唐初十年裏，唐高祖、太宗先後剿滅西北的薛舉、薛仁杲父子，河西走廊的李軌、山西的劉武周、黃河流域的竇建德、河北的劉黑闥、江淮的輔公、北部的樑師都、黃河流域的王世充、江淮的杜伏威、南朝梁代後裔蕭銑、嶺南的馮盎、招降幽州的羅藝等，全國始告統一。
唐太宗常把隋朝當作一面鏡子，隋朝的迅速興亡，給他留下深刻的教訓，尤其是農民大起義，使他充分認識了民衆所蘊含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衆，即使像隋煬帝那樣集全部威權於一身的帝王，也難逃亡國身死的命運。他認識到民衆的力量，對大臣們說：“人君依靠國家，國家依靠民衆，剝削民衆來奉養國君，好比割身上的肉來充腹，腹飽了身也就斃命，君富了國也就滅亡。”爲此，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開創了唐朝前所未有的盛世局面。
“貞觀”是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的年號，太宗在其統治時期，社會出現了太平景象，史稱“貞觀之治”。史書中對“貞觀之治”是這樣描述的：“貞觀初年，全國人口不到三百萬戶，一匹絹能換一斗米。到了貞觀四年(630年)，一斗米四、五分錢，牛馬滿山坡，人出行幾千裏都不需買糧食，周邊少數民族歸附者有120萬人。這一年，全國被判處死刑的只有29人，社會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景象。這種繁榮穩定局面的出現，是與太宗李世民的統治有方分不開的。他的具體措施有：在政治上，任用賢能、善於納諫。太宗任命房玄齡、杜如晦等德才兼備之人出任宰相，同時，虛心接受以魏徵爲代表的大臣對自己提出的意見。重視吏治，注重官員的選拔與管理，嚴懲貪官污吏。在經濟上，繼續推行均田制，大力發展生產，減輕人民負擔。在軍事上，打敗強敵突厥，解除北方的後顧之憂。與此同時，太宗實行開明的民族政策。626年，益州地方官奏稱僚人反叛，請發兵進攻，他不許出兵，說：“僚人居深山，時出掠搶，相沿成習，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對待，自然相安無事，那可輕動干戈，殺害他們。”唐太宗對待少數民族寬厚持平，因此，少數民族紛紛來朝，並尊太宗爲“天可汗”。唐太宗對自己的成功總結了五條經驗：一是不嫉妒比自己強的人;二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三是尊敬賢能之人，憐憫不肖之人;四是不厭惡正直的人;五是沒有狹隘的華夷觀念。太宗對自己的概括，是比較實事求是的。對於一名權力高度集中的君主，能夠做到這些相當難能可貴。這也從一個方面證明了“貞觀之治”出現的必然性。
太宗之後的高宗、武后統治時期，是一個承前啓後的重要階段，爲“開元盛世”的出現打下堅實的基礎。唐高宗李治(628—683年)是太宗的第九子，即位後，繼續按其父親的治國之道行政，後來由於身體原因，皇后武則天(624—705年)開始輔助高宗處理朝政，併成爲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由於武則天在高宗病逝後，先後廢立中宗、睿宗，並於690年，改國號爲“周”，自立爲皇帝，歷史上對武則天頗多微詞，傳統史家批判她篡奪李唐政權的行爲，並認爲武氏任用酷吏，實行酷政，陷害忠良，迷信福瑞，大興土木，耗費民力等等，將她貶得一無是處。這些言論並非空穴來風。比如，武后確實賞識並重用過酷吏周興、來俊臣等人，也確實迷信福瑞，大造明堂，多修造像，給社會造成一些消極影響。但從歷史發展的角度而言，武則天執政時期，社會並沒有出現停滯、倒退，相反，是繼續向前發展的。
從這一點上看，她的統治是值得肯定的。爲維護統治，武則天實行了一些有效的措施。發展科舉制，武則天親自策問貢舉人，舉行殿試，增開武舉。她還多次派人到各地搜訪人才，並不經考試直接任用。她還加大對官員和軍隊的監督，具體方法就是賦予肅政臺(即御史臺)更大的權力，使他們對文武百官、各地軍隊有較爲獨立的監督權力，便於朝廷對官員和軍隊的管理。她繼續推行輕徭薄賦、勸課農桑的政策，使經濟持續發展，人口由380萬戶增長到615萬戶。高宗、武后的統治，推動了唐朝的進一步發展，爲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705年，武則天病重，宰相張柬之等率文武羣臣入宮殺掉亂政的張易之、張昌宗等，擁立唐中宗李顯即位，恢復唐國號和一切唐舊制。但中宗並不信任這些舊臣，專寵韋皇后及安樂公主。韋皇后欲效武則天故事，準備臨朝稱制，但除了暴行之外，並無武則天的政治才能。
她們毒殺唐中宗後，李隆基發動羽林軍攻入宮中，盡殺韋后黨徒，連幼兒都殺死。李隆基(685—762年)後來登上了皇帝的寶座，他就是唐玄宗。由於他在開元年間，勵精圖治，國家出現了太平盛世的局面，史稱“開元盛世”。開元年間，玄宗善用賢人，任用姚崇、宋、張嘉貞、韓休、張九齡爲相，這些人各有所長，有的忠言直諫，有的守法不阿，有的善於吏治，對玄宗大政方針的制定與實施，都起到了參謀與協助的作用。玄宗反對浪費、精簡機構、節約開支;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官的選拔與監督。在經濟上，玄宗主張興修水利，在邊境地區實行大規模的屯田，發展生產。此外，玄宗在邊疆地區設置大的軍區，加強對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管理，並以此保證中原與西域、中亞地區的道路暢通。由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開元時期的人口大量增加。到開元20年，全國民戶數量爲780萬戶，人口4500萬，比唐初戶數增加了一倍半以上。
但是，比起唐太宗、武則天來，會發現唐玄宗身上有許多缺點。唐太宗經常以“守成難”“慎終如始”警戒自己;武則天執持政柄，權不下移。玄宗卻恰恰相反，在開創盛世局面以後，便不思進取，產生了驕傲自滿和怠政的情緒，驕侈心代替了求治心。所以玄宗從天寶年間起，在朝中開始重用李林甫、楊國忠一類的奸臣，在外則賦予胡人安祿山以較大的權力。
李、楊二人在朝中打擊異己、陷害忠良、賄賂公行，使朝政日趨腐敗，安祿山一面表示效忠朝廷，一面招兵買馬，集結力量，企圖自立。而唐玄宗卻視而不見，仍沉浸在開元盛世的自豪與滿足之中。在內有奸臣當道，外有叛匪磨刀的形勢下，終於導致了安史之亂的爆發。
安史之亂
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爆發的安史之亂，是一場嚴重的社會動亂，這場動亂幾乎摧毀了李唐政權，給社會、經濟帶來無法估量的損失。安史之亂成爲唐代歷史的轉折點，亂前是唐朝的鼎盛時期，亂後的唐朝則進入了衰落階段，並最終走向了滅亡。安史之亂中“安”、“史”指的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他們都是少數民族將領，又都是唐朝的節度使。
節度使最早設置於唐睿宗(662—716年)景雲二年(711年)，目的是以固定的軍區設置來加強唐朝的防禦力量。到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已經形成平盧、范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劍南、嶺南等十個節度使，又稱爲“十鎮”。節度使起初具有管理鎮內軍需調度和營田事務的權力，後來逐漸集軍事、民事、財權於一身，併兼管地方事務，權力甚大。到玄宗晚年，更以一人充任多鎮節度使，並將大部分兵力佈置在節度使地區。當時全國兵員總數爲57萬，而邊兵竟有49萬之多，中央兵力空虛，地方武力坐大，給節度使發動叛亂創造了條件。
安祿山正是利用當時的形勢，發動了叛亂。安祿山是居住在今天遼寧朝陽的胡人，據說他的祖先是從今伊朗遷移而來。安祿山通多門民族語言，年輕時在邊境市場充當突厥與唐朝互市的中介人。後來得到幽州節度使張守的賞識，被認作養子。安祿山賄賂使臣，獻媚皇帝，博得玄宗的信任，因此不斷加官晉爵。到天寶十年(751年)，安祿山已成爲平盧、范陽、河東三鎮節度使，掌握了今河北、遼寧西部、山西一帶的軍事、民政及財政大權，具備了稱霸一方的實力。而在安祿山起兵之前，他卻絲毫沒有被玄宗懷疑，得益於安祿山將朝廷內部，玄宗身邊的情況早已摸清楚，並進行了精彩的胡旋舞“效忠”表演。一次，玄宗見他那肥碩的肚子，便笑着問：“你這肚子裏都裝什麼了，這麼大?”安祿山答道：“除了一顆效忠您的赤子之心，沒有別的東西了!”安祿山得知玄宗與太子存在矛盾，就故意在玄宗面前表現出對太子不敬。一次，玄宗命安祿山與太子見禮，他卻不拜，還裝傻說：“臣是胡人，朝廷裏的官太多，臣弄不明白，這太子是什麼官啊?”玄宗跟他說：“這是儲君，未來的皇帝。”安祿山竟然答道：“臣頭腦愚笨，只知道一心效忠陛下您，不知道還有什麼儲君?”爲了進一步顯示忠心，安祿山竟請比自己小16歲的楊貴妃認自己作養子。這樣一來，玄宗對他就絲毫沒有了戒心。即使天寶十四年(755年)，安祿山已露出了叛亂的馬腳，但自信的玄宗還表示：“祿山對我推心置腹，肯定不會謀反!”安祿山在安撫玄宗的同時，卻在馬不停蹄地做叛亂準備。他大規模修築城池，豢養同羅、奚、契丹降人8000名，組成自己的親兵衛隊，大量購買馬匹，囤積糧草，購置武器。天寶十四年2月，他獲准在自己的轄區裏以32名蕃將代替漢將，至此，安祿山的準備工作就緒了。由於安祿山與宰相楊國忠不和，他害怕朝廷先發制人，遂於同年11月9日，以討楊國忠爲名，發動了叛亂。
這場叛亂，唐朝政府沒有絲毫準備，所以安祿山進軍速度很快。12月12日，就攻佔了東都洛陽，並向長安進發。此時的唐朝中央，亂作一團，京城周圍兵力很少，調動軍隊就花了許多時日，又急調大將火速回京護駕。唐軍初戰不利，高仙芝、封常清等大將都因戰敗被殺。皇帝的御駕親征也沒有成行。而這時的戰爭出現了片刻的喘息，那就是安祿山於天寶十五年正月初一，在洛陽稱大燕皇帝，因此放慢了戰爭的節奏，給唐軍在潼關一線集結兵力創造了條件。在接下去的半年裏，雙方一直在爭奪潼關。因爲潼關是進入長安的大門，潼關失守，長安必然不保。但六月九日，安祿山的軍隊還是攻佔了潼關。於是，唐玄宗不得不攜帶文武百官、後宮、宦官等，於6月13日逃離了長安。之後的歷史，對唐玄宗李隆基而言，是使他陷入了自登基以來從未遇到的困境。6月14日，當玄宗一行到達馬嵬驛時，隨行部隊發生了譁變。軍隊將士認爲此次叛亂全都是由楊國忠而起。當大家看到楊國忠與吐蕃使臣談話的時候，就有人喊：“楊國忠與蕃人謀反啦!”衆軍士怒火中燒，將楊國忠斬首。而這時大家又在想，楊國忠能權傾朝野，原因何在?很自然，兵士們想到了楊國忠的妹妹——楊貴妃。憤怒的士兵認爲唐玄宗之所以廢弛朝政、貪於享樂，楊國忠之所以小人得志、惑亂朝廷，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楊貴妃。因此，將士們羣情激奮、山呼海嘯，要求唐玄宗處死楊貴妃。這讓老皇帝始料不及，他很難在江山與美人中間作出取捨，但玄宗最後捨棄了美人，將楊貴妃縊死。這才平息了譁變，使大隊人馬最終得以到達成都。而就在此時，另一件事也讓老皇帝非常吃驚，那就是7月，太子李亨於寧夏靈武即位，是爲肅宗(711—762年)，尊玄宗爲太上皇。這是公開的奪權行爲，可對於出逃在外、無計可施的玄宗來講，他只能聽之任之。至此，唐玄宗基本退出了歷史舞臺，他於762年憂鬱地病逝於長安宮中。
在唐朝內部發生權力更迭的同時，安祿山集團內部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安祿山被其子安慶緒所殺，乾元二年(759年)3月，部將史思明又將安慶緒殺死，自稱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3月，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義殺死。叛軍內部出現的內訌，爲唐軍平叛創造了有利條件。肅宗即位後，一邊任命大將郭子儀、李光弼等率兵平叛，收復失地，另一方面又迅速從河西、北庭、安西節度使處調兵增援。此外，肅宗還向回紇、于闐、西域等少數民族政權借兵，參加戰鬥。在叛軍的控制區，如河北等地，由於叛軍的殘暴統治，百姓自發組織起來，反抗安、史的統治。在唐官軍和地方百姓的雙重打擊下，寶應元年(762年)，安史叛軍已經窮途末路。當年正月，史朝義逃往范陽，守將不予接納，遂自殺。歷時七年的安史之亂得以平定。
安史之亂，唐朝幾乎動員了全部兵力，消耗了大部分的國力，自此以後，唐朝的國力再沒有恢復到天寶年間的水平。戰爭期間，百姓飽受戰爭之苦，流離失所，經濟損失嚴重，土地大量荒蕪。東都洛陽遭到毀滅性破壞，城中居民被屠殺殆盡，建築多毀於戰火。回紇等少數民族軍隊在助剿的同時，也大肆搶掠，增加了人民的苦難。肅宗在借兵之時就與回紇統治者約定：“克城之日，土地、官員歸唐朝，金銀財寶、老百姓皆歸回紇。”這使得回紇的搶掠更加有恃無恐。安史之亂最大的消極影響就是造成了藩鎮割據的局面。藩鎮割據長期存在於唐朝後期，節度使擁兵自重，互相攻擊，使得中國長期處於戰亂之中，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導致唐朝一步步走向滅亡。
藩鎮割據
安史之亂後，唐朝出現了的局面。這是因爲參與平叛的各位將領，幾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節度使之名，並在內地廣泛建立大軍區，使節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實行，這就爲藩鎮割據創造了條件。此外，參與叛亂的大部分將領、士兵依然存在，他們雖然投降了，但割據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朝廷沒有力量消滅他們，就只能安撫他們，期望他們能改過自新。戰爭剛剛結束，唐代宗就任命安史降將張忠志爲成德節度使，並賜名李寶臣;薛嵩爲相衛節度使;李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與唐朝優崇安撫的初衷相左，這一任命給這些已有割據之志的將領們提供了成爲新的割據者的條件。在各藩鎮中，有一部分能夠服從中央指揮，但相當數量的藩鎮存在不同程度的割據，其中平盧、成德、魏博三鎮的割據性最強，被稱爲“河朔三鎮”。在這些藩鎮中，節度使父死子繼、自闢僚屬、財政自治、掌控軍隊。而各個藩鎮之間，爲了各自利益，還經常爆發戰爭，使國家處於長期戰亂之中。
面對這一局面，唐朝中央多數時間在忍耐，但爲了維護中央的權威，唐朝政府與藩鎮也曾發生過戰爭，其中德宗、憲宗、武宗時期的三次規模戰爭較大。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成德節度使李寶臣死，其子李惟嶽請襲其父位，魏博鎮節度使田悅亦代爲請求，唐德宗予以堅決拒絕。李、田於是聯合淄青節度使李正己、山南東道節度使樑崇義起兵反唐。7月，李正己死，其子李納也請求襲其父位，德宗仍然不答應，李納也因此叛亂。唐德宗只得採用“以藩制藩”的策略，調動其他藩鎮軍隊鎮壓叛亂軍隊，這就導致越來越多的藩鎮捲入了這場戰爭。在戰爭期間，有四人稱王，二人稱帝;朱滔稱冀王，王武俊稱趙王，田悅稱魏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稱楚帝，朱稱秦帝。在平叛過程中，許多藩鎮採取觀望態度，不肯出力。面對這樣的局面，德宗只得遠調涇原兵參戰。可是當涇原兵路過長安之時，嫌朝廷犒賞不豐，遂擁立朱，起兵作亂。唐德宗被迫逃離長安，險些丟掉性命。這場戰爭經歷了五年，結果是唐德宗向藩鎮妥協，藩鎮割據局面進一步深化了。
唐憲宗打擊藩鎮，恢復中央權威的決心是非常大的。憲宗一即位，就把“舉貞觀、開元之政”作爲自己奮鬥的目標，決心平服藩鎮、重振國威。從元和元年(806年)起，朝廷先後討平西川、夏綏、鎮海節度使，迫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歸命朝廷，成德鎮的王承宗也不得不向朝廷輸貢賦、請朝廷派官吏。憲宗打擊藩鎮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814年)，淮西節度使吳少陽死，其子吳元濟自領藩務，隨即叛亂。憲宗發十六道兵討伐，最終於元和十二年擒吳元濟，平定淮西。不久，憲宗又平定了淄青節度使李師道。憲宗能夠取得如此多的勝利，與當時的歷史條件和他個人的努力密不可分。憲宗時期，中央已經有了直轄部隊——神策軍，這是打擊藩鎮的軍事保障，同時中央的經濟實力也明顯增強，爲打擊藩鎮創造物質基礎。憲宗本人的決心與意志，在平服藩鎮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元和十一年(816年)，征討淮西三年不下，滿朝文武皆呼罷兵，憲宗幾乎成爲孤家寡人，但他堅持繼續作戰的方針，終於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元和十年(815年)河北平盧、成德藩鎮製造恐怖事件，在京師刺殺宰相，並在東都策劃暴動，企圖動搖憲宗平叛的決心。而憲宗果斷處置，挫敗了他們的陰謀，將平叛繼續下去，最終取得勝利。但憲宗沒能從根本上解決藩鎮割據問題。他死後不久，許多藩鎮又紛紛發生變亂，各自爲政。
唐武宗時期與藩鎮的戰爭主要是同澤潞鎮進行的。澤潞鎮節度使劉從諫素不服從中央。
會昌三年(843年)，劉從諫死，武宗採取宰相李德裕的建議，發兵討伐澤潞鎮，經過一年多的戰爭，加之澤潞鎮內部發生內訌，朝廷終獲勝利。武宗之後，中央已不具備與藩鎮進行大規模較量的實力，雙方相安無事，倒是藩鎮之間、藩鎮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藩鎮之間的鬥爭，導致藩鎮之間力量對比變化很大;藩鎮內部鬥爭的結果是藩帥的變更。
唐朝後期的藩鎮割據是導致唐朝衰落的重要原因，由於藩鎮自雄，中央政權變得虛弱無力，幾次企圖削弱藩鎮的努力，不僅沒有達到目的，還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致使國家再沒有能力與藩鎮較量。與中央力量下降形成明顯對比的是，藩鎮的力量卻越來越強，藩鎮割據更加無法控制。唐朝中央也只能聽之任之，通過僅有的幾個直接控制區域，艱難維持“大唐帝國”的統治。
宦官秉政
宦官是皇宮中專門負責皇帝和後宮的衣食起居、皇宮宿衛的侍從人員。由於他們工作性質的卑賤和身體的殘缺，歷來爲人們所不齒。唐代的宦官，從唐玄宗晚年開始，一步步走到了政治的前臺，成爲左右政局的重要角色，到唐末更開宦官專權的局面。唐末宰相崔胤曾經說過一段話，反映了唐代宦官專權的情況。他說：建國之初，社會安定，四海昇平，沒有出現宦官掌政權、軍權的情況。唐玄宗天寶年間以來，宦官勢力越來越猖獗。到德宗貞元末年，宦官開始統領神策軍(中央禁衛軍，負責保衛皇帝)。從此，宦官參掌機密，削奪百官權利，勾結藩鎮，圖謀不軌，賣官鬻爵，幹盡不法之事，成爲國家的一大禍患。可見，唐朝後期宦官專權之盛，權力之大，危害之廣了。
從崔胤的話，我們知道唐代的宦官權勢是從唐玄宗時期開始增長的。唐初太宗規定：宦官的官階最高爲四品官;宦官不得參與政事，只負責守衛、清掃、後宮飲食等事。到玄宗時，宦官開始統兵，並允許擔任三品以上的官職。如楊思，功拜大將軍，高力士以恩寵亦拜大將軍，都是一品的官，此外玄宗還任命宦官充任監軍使，對出征的軍隊進行管理，但此時尚未出現宦官專權的局面。宦官勢力真正猖獗還是在安史之亂以後。肅宗、代宗朝的李輔國，由於擁立有功，被皇帝賦予很大的權力，手握禁軍，代宗時還被尊爲“尚父”，又加司空、中書令，朝中一切大事都要與之商量，他曾經狂妄地對代宗講：“皇上只管殿中安坐，外面的事都交老奴我處置。”雖然後來，李輔國被代宗處死，但另一名宦官程元振又因殺李輔國有功，被皇帝重用，依然大權在握。到德宗時，宦官掌管宿衛皇帝的中央禁軍成爲制度。憲宗朝，正式設立樞密使，由宦官充任，參與國家的政治事務，中書、門下的權力均被其侵奪。
後來的皇帝又不斷增加宦官的權力，致使宦官專權成爲唐朝後期黑暗統治的代名詞。
唐朝後期，宦官操縱國政，專擅機要，進退朝臣，甚至連皇帝都要由他們廢立。憲宗、敬宗死於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都由宦官擁立，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唐末。宦官勢力如此猖獗，引起了皇帝與大臣的不滿。
爲此，他們與宦官之間出現了“南衙北司之爭”(以宰相爲首的機構稱爲南衙，由宦官操縱的各種機構稱爲北司)，後期更爆發了較大規模的反宦官的鬥爭。這其中，“二王八司馬事件”與“甘露之變”最具代表性。
“二王八司馬事件”指的是唐順宗時期主張打擊宦官勢力、革新政治的官僚士大夫。“二王”指王、王叔文。“八司馬”指韋執誼、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韓曄、凌準、程異，他們在改革失敗後，都被貶爲州司馬，因而被稱爲“八司馬”。“二王八司馬”的改革發生在順宗年間，由於順宗的年號爲永貞(805年)，所以這場改革又被稱爲“永貞革新”。
永貞革新得到了順宗的支持。順宗初即位，就任命改革派人物韋執誼出任宰相，改革派人物分掌要害部門，控制朝廷的財政和部分軍事權力，並欲奪宦官的兵權。改革派還頒佈一系列的政令，嚴明賞罰、停止苛政，罷免貪官，提拔賢良。改革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當時社會的反應是“人情大悅”、“市裏歡呼”。但這次改革的打擊面過大，觸動的利益過廣，所以遭到許多元老重臣、地方節度使的反對，更遭到宦官集團的抵制。宦官俱文珍、劉光琦等聯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反對王叔文的改革集團，而且他們計高一招，逼迫改革派的後盾順宗讓位於太子李純，太子即位，就是唐憲宗。而憲宗並不支持改革派，所以改革派很快失勢，王叔文、王等人遭到貶逐與殺害，這場以打擊宦官勢力爲目標的改革宣告失敗。
永貞年間的反宦官鬥爭失敗後，許多大臣，包括皇帝，都在總結經驗。有一部分人認爲，對宦官不能採取和平奪權方式，要用武力來消滅宦官，進而消除閹黨勢力，由此便引發了文宗時期的另一場反對宦官的鬥爭——甘露之變。
唐文宗是宦官擁立的皇帝，所以自登基以來，就處於宦官的控制之下，軍國大政均掌握在宦官手中。做傀儡的文宗想恢復自己的權威，就想辦法用武力除掉身邊的宦官。爲此，他重用由宦官推薦的李訓、鄭注兩人，因爲用他們兩人執行翦除閹宦的計劃，不易受到宦官的懷疑。很快，李訓就被任命爲宰相，鄭注出任鳳翔隴右節度使，開始逐步實行預定的計劃。
大和九年(835年)11月21日早朝時分，文宗和文武百官照例來到紫宸殿議事。金吾將軍韓約啓奏說：“左金吾院石榴樹上昨晚上有甘露降下來。”“夜降甘露”被古人認爲是一種吉祥的預兆。李訓遂率百官稱賀，請文宗前去觀看。文宗也裝作非常高興的樣子。並派李訓等人先去查看。李訓等人去了很久，回來報告說：“那些甘露好像不是真的，不宜對外宣佈。”文宗此時回頭命大宦官仇士良、魚志弘再去查看。二人遵命前往。到這裏，沒有出現任何意外。但當仇士良等走在途中，他們卻發現了問題。帶路的韓約緊張得滿頭大汗，隨着一陣微風吹來，藏在帷幕後的甲兵忽隱忽現，這使得仇士良等人立刻意識到對自己不妙，迅速返回大殿，並將文宗擡進宣政門，將大門緊緊關閉。之後，仇士良命令五百禁軍上殿討賊，見人就殺，文武大臣六百多人，死於閹宦刀下。接着宦官又派遣騎兵全城搜捕逃亡之人，使得長安城血流成河，參與誅殺宦官計劃的許多大臣都被滿門抄斬，受牽連而死的人有1000餘人。這就是所謂的“甘露之變”。
在宦官與官僚士大夫的鬥爭中，士大夫們不畏艱險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們的力量與宦官的實力相比，相差甚遠，因此他們力圖打擊閹宦、恢復皇權的努力都歸於失敗。更嚴重的是，這種鬥爭極大的消耗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力量，國家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地方割據勢力更加有恃無恐，唐政權的統治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朋黨之爭
封建士大夫之間的黨爭，是中國古代官場的頑症、痼疾。唐朝也存在着，唐後期的黨爭成爲當時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問題，對唐朝的衰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朋黨的劃分，與人的思想、地位、學識、性格有關，更重要的是與人所生活的社會環境有關。朋黨中的成員之間多是親屬、師生、朋友的關係。這樣造成後果就是，各個朋黨在相爭之時，不會考慮對方在所討論的事情、所提出的觀點或解決的方法是否正確。而是一味的否定對方，肯定己方，不辨是非，不講原則。這對一個國家而言，百害而無一利。唐代最著名的朋黨之爭就是“牛李黨爭”，這場黨爭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使本已不和諧的政治局面，更平添了幾分混亂。
“牛李黨爭”中“牛”指的是牛黨首領牛僧孺、李宗閔;“李”指的是李黨首領李德裕。
“牛李黨爭”緣起於一場科舉考試。憲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舉行科舉考試。牛僧孺、皇甫、李宗閔三人在答題中對時政大加批判，被考官楊於陵、韋貫之評爲上第。這觸怒了時爲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是後來李黨首領李德裕的父親。李吉甫就在憲宗面前陳訴，說翰林學士裴、王涯在審查考卷時有徇私舞弊的行爲。憲宗聞聽，勃然大怒，將裴、王、楊、韋四人免職貶官，牛僧孺等三人也未獲重用，被外放充當藩鎮的幕僚。事後很多人爲牛僧孺等鳴不平，指責李吉甫嫉賢妒能。於是憲宗於同年命李吉甫任淮南節度使，啓用被貶職的裴出任宰相。這樣，兩派在中央就都有了代表人物，出現了初步對立的局面，但這時還屬於“牛李黨爭”的形成時期。在之後的穆宗、敬宗、文宗三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