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軍從兩廣一路北上，衝破重重險阻，於1853年1月攻佔武昌後，繼續向何方進軍，定都於何地成爲決策者們必須慎重考慮的重大問題。觀覽中國地勢，自古以來有四個地方是成大業的基地——東南之南京、北方之北京、西北之西安、中原之洛陽(開封)。有三條路擺在決策者們面前：一是趁着勢頭正盛，甩開南方的清軍，一鼓作氣，北上攻取河南，據有中原，再迅速直搗北京。(此時湘軍也還沒成氣候);二是借鑑李自成先例，遠征西安，再圖四川，鞏固基地，伺機經山西取北京;三是借鑑朱元璋先例，順江東下直取南京，經營東南地區。雖然戰略會從攻勢轉向守勢，但富饒的江浙地區足以維持鼎足之勢。
究竟應該在哪裏定都，決策者們衆說紛紜、莫衷一是。
天王洪秀全熟知歷史，一直打算入主中原，認爲“河南，古所稱四戰之地也，當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爭。”“侷促於東南，而非宅中圖大之業”。卞三娘、羅日綱等將領也主張北上取河南，“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進據中原心腹”。
東王楊秀清則主張往東南方向進攻，定都於南京。“今日上策，莫如舍粵不顧，直前衝去，循江而東，略城堡、舍要害，專意金陵，據爲根本，然後遣將四出，分攏南北，即不成事，黃河以南，我可有已。”
就在各執一端的時候，一個湖南籍的老水手毛遂自薦，大聲向楊秀清建言不應該去河南，說“河南河水小而無糧，敵困不能救解。爾今得江南，有長江之險，又有舟只萬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餘，尚不立都，爾而往河南何也?”，最後楊秀清假託上帝下凡的名義發佈進攻東南的命令，並指示丞相何震川等人寫作《建天京於金陵論》，闡述定都南京的重大意義，爲自己的決策營造輿論。於是五十多萬頭裹紅巾的太平軍從武昌兵分三路向東南方向進攻，一路水軍順流東下，兩路陸軍沿長江南北兩岸並進，帆幔蔽江，銜尾數十里，浩浩湯湯、勢不可擋，於3月攻佔南京，造就天京與北京成十幾年鼎足之勢的局面。
定都南京的不利之處：一是偏安於東南一隅，戰略被動。固然可憑藉長江天險防守，但這樣的戰略出發點是防守，會喪失主動權。而革命戰爭必須採取積極進取的戰略，不斷擴大戰果和影響力，吸引越來越多的擁護者，否則難以爲繼;二是南京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攻佔南京給清廷很大的震動和驚醒，容易樹敵太多。南京又毗鄰江浙、上海等沿海地區，定都南京會過早引起列強的干涉，四面受敵;三是定都南京容易分散精力。太平軍必須東征以獲得江浙的財富，必須北伐打擊對方的統治中心，必須西征以控制長江上游的九江、安慶等軍事要地，喪失了作戰的主動權。後來清廷也將計就計，設立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圍困南京，又攻克東面重鎮安慶，形成包圍圈，也順長江而下直取南京，終至太平天國覆滅。
外交決策分析學認爲集團利益是影響決策的重要因素。戰爭能給軍工企業帶來鉅額的利益，因而軍工複合體是美國發動對外戰爭的重要推手。定都南京纔有水軍的用武之地，老水手可能受職業思維影響，或從維護本集團利益的角度出發而建言定都南京，步兵或騎兵則很可能會建議北上中原、定都河南。再看二戰時的日本，當時日本政軍界有兩個戰略選擇：一是北進戰略，發動大陸戰爭，進攻中國和蘇聯;一是南進戰略，發動太平洋戰爭擊敗美國和英國在亞太的勢力，南下全面佔領東南亞。爲了各自部門利益、集團事業的發展，日本陸軍傾向於北進戰略，而日本海軍則傾向於南進戰略，因此日本陸軍在中國大陸投放了大量軍力，而日本海軍也最終襲擊了美國珍珠港，挑起與美國的太平洋戰爭。
再看朱元璋定都南京和洪楊定都南京後採取的戰略。常遇春主張直搗北京，朱元璋認爲“懸軍深入，饋餉不前，援兵四集，危道也”。“先取山東，撤彼屏蔽，移兵兩河，破其藩離，拔潼關而守之，扼其門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而太平天國則偏師北伐，急於希望把革命火種播撒到北方，雖然一路上兵員數量一度得到擴編充實，但終究寡不敵衆而失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