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說，進貢之風的興起，是打開乾隆朝政治腐敗大門的鑰匙。
皇帝過度收受貢品，本身就是一種嚴重腐敗行爲。
官場上，送點小禮物，是人之常情。如果禮品價值過限，就是腐敗。同樣，按定製收受貢品，自是帝王維持正常生活的必須，但像晚年乾隆這樣毫無節制地收受禮物，當然就是犯罪了。
皇帝的理論是，送給皇帝的禮物是由官員們“自行制辦”，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聯上下之情”。既不會增加百姓負擔，又溝通了君臣間的私人感情，何樂而不爲呢?
事實上，並不用太多的思考，就可以判斷出“自行制辦”之不可能。送給皇帝的“土特產”，幾乎件件超出官員們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歡那種鑲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紛紛進獻。當時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銀四千兩。而當時廣東珍珠價格，重四分的珠子約值銀四五千兩，重五分的則需六七千金，如像龍眼果那樣重三錢的大珠竟值兩萬兩銀。一柄如意的價值如此，其他禮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這些精美絕倫的禮品，每一件都是民衆的膏血凝成。
因爲進貢之風的盛行，乾隆年間的官場上出現了“幫貢”一詞，即有權進貢之大臣令下屬幫助其“購買物件”，以“孝敬皇上”。這一新詞彙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榮，頗有凝聚全體官員對皇帝的無比熱愛之義，實際上卻成了貪污腐敗的新方式。因爲送給皇帝的禮物，從採購置辦到送進大內，往往過程不公開，賬目不清楚，雲霧重重，機關多多。事實上，送到皇帝手裏的一萬兩，可能意味着督撫們從州縣官員那裏剝削了十萬兩，而州縣們則完全有可能從民間剝削了百萬兩。
乾隆出巡
事實上，乾隆晚年的數起貪腐大案，都牽出過背後的進貢問題。那些進貢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賞識的大臣，後來多數都成了貪污犯。比如那個一年進貢十多次的閩浙總督伍拉納勾結串通屬下官員，貪污庫存銀八萬五千萬餘兩進行私分。案發後，朝廷抄了伍拉納的家，抄出白銀四十多萬兩。被抓之後，伍拉納自供其鉅額財產中就有一部分是來自於勒令下屬“幫貢”所得：“我們並不自己出資買辦物件，乃婪索多銀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寵臣李侍堯是當時“優於辦貢”的代表之一。時人認爲他是乾隆朝進貢之風興起的帶頭人：“(李侍堯)善納貢獻，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變，從風而靡。”這並非虛言。現存史料中有一張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一月初八時任兩廣總督的李侍堯所進貢物品名單，我們可以從中窺得李氏進貢手筆之大：
鑲洋表金萬年如意一柄洋油畫小掛屏一對
李侍堯之所以如此熱衷“辦貢”，討皇帝喜歡固然是一個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進貢過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屬攤派。而且，進貢後退回的寶物，他居然也納入自己的私囊。當時來中國的朝鮮使節風聞，“大抵侍堯貪贓中，五之三入於進貢”。原來，爲了表示風度，臣下所進貢品，皇帝一般不會全收，只能擇收部分，其他要退回。這張貢單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來樣，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龍袍、紫檀寶座、琺琅等74項數百件都歸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侍堯緣事治罪籍家，結果抄出“黃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樹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堯進貢物件而還給者也”。
山東巡撫國泰也是“進貢能臣”演變成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國泰進貢成績之突出，連乾隆都曾誇其“進貢爲優”，“優於辦貢”。他進貢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點煩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初六，皇帝在山東巡撫國泰的貢折上批道：何必獻勤至是?今所貢才器都閒置圓明園庫，亦無用處，數年後爛壞而已。真成大笑話。
就在此批發出僅三個月後，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國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對下屬強行攤派，聚斂個人財富，致使山東通省虧空。七天之後，國泰即被賜自盡。
乾隆年間侵貪大案而與進貢有關者，除李侍堯、國泰、伍拉納外，還有浦霖、阿思哈、盧焯、恆文、良卿、方世俊、高樸、彰寶、王亶望、勒爾錦、陳輝祖、郝碩等無數大案，而這類敗露的大案充其量不過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個官僚體系通過進貢這個藉口直接汲取的財富，不知凡幾。
進貢過程中的貪腐行爲，不過是進貢諸多後果中最輕的一種。更爲嚴重的是，皇帝對物慾不加節制的追求，給天下傳達了許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個不良後果是官場奢侈之風的颳起。
乾隆晚年，社會風氣日趨奢靡。官場之上，官員們整日比的是誰家的廚子好，誰請的戲子高明，誰收藏的古玩稀奇。據說當時在江南一帶的仕宦社會中，人們有“三好”，即“窮烹飪，押優伶，談骨(古)董”。這也可以說是整個乾隆時代官宦、士人階層平日愛好的一個縮影。
乾隆晚年，許多官衙終日歌舞昇平、花天酒地。河道總督衙門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總督興辦治河工程，“每於工次搭蓋館舍，並開廛列肆，玉器鐘錶綢緞皮衣無物不備，市儈人等趨之若鶩，且有娼妓優伶爭投覓利，其所取給者，悉皆工員揮霍之貲，而工員財賄，無非由侵漁帑項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時，“工次奢侈揮霍，開廛列肆，玩好生色，無所不有”。
進貢熱的另一個影響是官場上送禮之風的興起。
乾隆早年，對進貢送禮之弊察之甚詳。即位之初，他就規定，官場之上，不得以送“土特產”之類的名義給上級送禮。皇帝說：“持廉之道莫先於謹小慎微，督撫爲一省表率，既收州縣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遺又不可卻，而州縣既送督撫土宜，則兩司、道府之饋送又不可少，層屢遞及，督撫之所收有限，而屬員之費不貲。”(《清會典事例》)
然而，晚年皇帝自己公然需索重禮，對自己早年這個規定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官場之上請客送禮之風迅速升溫。章學誠說：“印官上任，書役饋送輒數萬餘，督撫過境，州縣迎送必數千金。”
乾隆六十年(1795年)，福建巡撫浦霖貪污案發，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鑲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驚歎：“此與唐元載查籍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何異。”其實皇帝大可不必如此驚詫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數十柄如意卻是稍有頭臉的臣子必須常備的，除了給皇帝的貢品以及皇太后聖壽、阿哥成親、公主下嫁的需要，進京陛見，處處打通關節，哪一項應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場上無錢不辦事。王亶望就官甘肅時，全省流傳的一句順口溜：一千見面，二千便飯，三千射箭。意思是說，送一千兩銀子給王亶望不過能見上一面;送兩千兩銀子，王大人賞臉的話，有望留吃一頓便飯;送三千兩銀子，王大人高興，會和送禮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練練騎射，以示關係更近一層。從見面到吃飯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錢財物大權的布政使的關係一步步拉近，而主導這種關係遠近的砝碼就是白銀。
當代官場上有兩個怪現象——辦事處現象和司機現象，這似乎是新生事物，其實在乾隆年間早已經存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布政使王亶望冒賑案發，就揭露出一個新的職業：“坐省長隨”，就是把“貼身長隨”派去做駐省城的聯絡員。據後來接任甘肅布政使的王廷瓚說，王亶望在任時，令各下屬州縣專派出自己的貼身“長隨”守候在省城，建立“辦事處”。這些人在省城，就專門負責與王的家人交朋友，拉關係，探聽信息。凡有屬員饋送王亶望金銀時，就裝入酒罈內，用泥封好，由這些“坐省長隨”送進。王亶望交代說：“我遇有需索時就令人通知坐省長隨，以便送信給各州縣，所以各州縣有饋送我的東西全由坐省長隨經手。”王亶望在短短數年間聚斂了三百萬家財，其中大部分是通過“坐省長隨”來完成這些“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