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本文作者曾在中央黨校做“清查”工作，在整理康生問題的材料時，看到康生揭發江青、張春橋的有關內容。最近，他依據所掌握的資料，披露了此事的真實內幕。
毛澤東嚴厲批評江青
1974年下半年，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毛澤東多次嚴厲批評江青一夥。7月1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江青說：“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並且當衆宣佈：“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員長，她自己做黨的主席。”
12月23日，周恩來帶病與王洪文一起到長沙向毛澤東彙報工作時，毛澤東再次告誡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他再一次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
1975年1月5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出文件，任命鄧小平爲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毛澤東在對江青一夥多次批評的同時，重申由周恩來主持黨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這樣，對挫敗江青一夥“組閣”陰謀，保證四屆人大順利召開，起了重要作用。
爲什麼突然揭發江青
面對這種形勢，對於康生這樣一個十分熟知黨內鬥爭、善於窺測政治動向的人，很清楚今後形勢發展的趨勢。一向老謀深算、善於投機鑽營的康生，對江青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
他急忙與江青一夥拉開距離、劃清界限，轉而靠近周恩來和鄧小平，並作出一系列姿態：他拒絕江青的探望，氣得江青大哭大鬧;他一改冷漠態度，詢問和關心起周恩來的病情;他拖着病體讓人用擔架擡到周恩來那揭發江青和張春橋都是叛徒;他託人帶話給毛澤東，揭發江、張的叛徒問題;他託鄧小平“在中央講講解決黨校問題”以示“尊重”等。
其實，康生“揭發”江青和張春橋與“四人幫”拉開距離也好，靠攏周恩來和鄧小平、表示友好也罷，並非真心實意。他在臨死前對一個親信的談話，道出了他內心深處的真實想法。
1974年12月26日，康生在病牀上召見中央黨校負責人，此時他講話已經很困難，語句含糊不清，有的話還需要貼身祕書複述。康生斷斷續續地說，下部長瘤子，淌血，不行了。黨內鬥爭複雜，你不瞭解，遲羣犯了錯誤……我們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靠我不行了，但我不甘心死……
康生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到底所謂何指?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爲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1月中旬，他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被選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屆人大後又出任了第一副總理。其後，在周恩來重病期間，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掌握着黨政軍大權，這既是康生所不願意看到的、“不甘心”的，也是他所預料到的。聯繫局勢的這種發展，再來想康生此前所說“黨危險，要落到壞人手裏”的真正含義，就再清楚不過了。而康生在這之前急着揭發江青和張春橋的意圖，也就一目瞭然了。
難逃歷史的公正審判
康生於1975年12月16日死去，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粉碎“四人幫”之初，康生原先的幾個祕書利用一些場合和機會，竭力宣稱康生“對‘四人幫’早有抵制”，“同‘四人幫’有鬥爭”。他們舉出的主要證據，一是康生揭發了張春橋、江青的叛徒問題;二是在1976年12月中央下發的“四人幫”《罪行材料》(之一)中，也放進了“康生同志託人傳話揭發張春橋、江青的叛徒問題”這個材料。然而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公正的。儘管老奸巨滑的康生臨死前“揭發”過江青和張春橋，幻想死後留下一個好名聲，但他卻沒有逃過歷史的公正審判。
1980年9月2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周密審查，寫出了《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報告》的結論部分明確指出：“康生犯下的一系列罪行證明：他確實是大陰謀家、大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確實是曾經殘害大批革命同志、血債累累的兇手，確實是歪曲和篡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治騙子，確實是林彪、‘四人幫’兩個篡黨奪權反革命陰謀集團的核心人物和罪魁禍首之一，罪大惡極。建議中央向全黨公佈康生的反革命罪行，撤銷對康生的‘悼詞’，開除其黨籍。”
198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黨公佈了康生直接參與林彪、江青等人篡黨奪權陰謀活動的反革命罪行。康生臨死前機關算盡所玩弄的“揭發江青、張春橋”這一招，沒能矇蔽黨和人民的眼睛，反而留下了他慣於看風使舵、投機鑽營的最後佐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