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解放軍總政治部有關負責人向中共十二屆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杜義德瞭解有關原西路軍騎兵師參謀長李彩雲被殺事件的原委。在出示了中共中央領導同志和中央軍委的批示、指示後，這位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的原西路軍騎兵師師長杜義德終於語焉不詳地說道：“李彩雲是我和王樹聲同志錯殺的。”其時，距離李彩雲烈士犧牲已經快半個世紀了。
杜義德晚年著有《杜義德文集》，內中的目錄我們可以看到這位開國中將征戰廝殺的一生的回憶。然而，這部厚厚的文集中我們卻絲毫也看不到他對紅四方面軍山頭主義橫行、軍閥作風肆虐、公然用槍桿子審查中央路線的深層次反省。在杜義德的文集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他隨意就把這些個錯誤扣在了死人張國燾身上。在這裏，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紅四方面軍所犯下的種種錯誤，張國燾當然要負有首要責任，這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作爲紅四方面軍特別是西路軍高級將領的王樹聲、杜義德等人在張國燾橫行霸道的歷史狀態下，他們又做了些什麼呢?他們對於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一手遮天、獨斷專行又起了什麼作用呢?可惜，杜義德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但歷史告訴了我們真相。
李彩雲1931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投身到革命的隊伍中來，是參加過紅一方面軍長征的老戰士，也是百戰之餘的精銳忠貞之士。據他的老戰友原於海軍東海艦隊擔任過領導職務的李新國在《在西路軍中的艱苦歷程》一文中回憶，爲了固守倪家營子，西路軍總部決定第二次組建騎兵師，師長杜義德，政委劉慶南，參謀長李彩雲。(李新國時任騎兵師作戰科長)騎兵師配備的馬匹十分惡劣，但是李彩雲仍舊鬥志昂揚的率領全師400多指戰員奮勇殺敵、臨難不苟。可包括李彩雲在內的所有人應該都不會想到這位被“青馬”(青海馬步芳軍閥集團簡稱)懸賞2000元大洋的優秀將領躲過了敵人的堵截、追殺，卻在生路透出一絲曙光的時候，遭到了來自王樹聲、杜義德這些自己人、來自背後的黑槍，永遠的長眠在這片他熟悉的土地上了。
和李彩雲的經歷相比，王樹聲顯然“顯赫”的多。這點我們從他的官方簡歷就能看出來。王樹聲能夠迅速躋身到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層，除了他自身的戰功以及革命的需要外，再有就是(或者說很重要的一點)紅四方面軍提拔使用幹部的準則——刻意選拔工農幹部或者帶有濃厚工農色彩的小知識分子。張國燾主政鄂豫皖之後，對於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提出了一個“四個必然”的定論，即“知識分子必然出身富農地主、富農地主必然是國民黨、國民黨必然是反革命、反革命必然要殺”(引自成仿吾《記叛徒張國燾》92頁)。而在這個公式的背後實質原因則是某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不盲從、善於獨立思考讓張國燾不能隨意的爲所欲爲。例如曾中生、許繼慎、舒傳賢、徐以新等。所以，對於這樣一些背景的幹部，張國燾必殺無疑。是不是張國燾一個人就能完成這些東西呢?顯然不是，張國燾的這種陰暗的舉動得到了包括蔡申熙、王樹聲、沈澤民、陳昌浩、鄭義齋、徐寶珊等人的支持，其中蔡申熙公開提倡大力排斥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隨着這股妖風的橫行，在紅四方面軍中，戴眼鏡的、別鋼筆的、會寫字的都在必殺的範疇之內。原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徐深吉中將晚年回憶，他曾經偶然冒出一句“牛頓”的名詞險些遭到張國燾的清算，幸虧徐向前機智的予以搪塞才倖免於難。1938年，毛澤東鄭重指出紅四方面軍這種極其錯誤的行爲斷送了紅軍的前途;而革命導師列寧早就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不能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毛澤東也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當然，受到提拔的一大批工農幹部中也突出涌現了像許世友、徐海東等名將、猛將，也突出涌現了一大批堅定忠貞的領導人。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盲目的排斥、濫殺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的政策是正確的。張國燾推行的這套辦法和後來“文革”當中鼓吹知識無用實際是異曲同工、如出一轍，目的在於愚弄下屬、擺弄羣體，以便於一人高高在上、大權獨攬。在這樣的風氣下，工農出身的幹部天然的對張國燾一體凜尊、絕對服從，也天然的對來自其他根據地的知識分子出身的幹部出現本能的排擠、打擊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彩雲的蒙難實際也是這一政策的應有體現。
除開濫殺知識分子幹部這一前提外，還有一個就是紅四方面軍固有的山頭主義在作祟。陳獨秀當年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句話後來被毛澤東多次引用足以證明黨內的山頭、宗派由來已久而且長期共存。不獨紅四方面軍，紅一、二方面軍的派別也是層出不窮。但是，相比較而言，紅四方面軍更爲嚴重一些。嚴重到可以自視最高、目無中央。張國燾後來發展到分裂黨的地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制度的缺陷，也有紅四方面軍土壤的烘托。紅四方面軍這種派系林立、山頭激涌的現象不僅在紅軍時期大演特演，就在八十年代中還有所流露，例如紅25軍舊部圍攻程子華事件就是一個最好的佐證。而王樹聲在這些缺點中留下的痕跡算是最重的一個。
關於紅四方面軍幹部普遍素養比較差的例子還有很多，最爲明顯的就是余天雲幾欲毆打朱德、謾罵劉伯承的事件。朱德是紅軍公認的創建人之一，德高望重不說且爲人寬宏，只是因爲在南下問題上同張國燾有所分歧，這就在像余天雲這樣的紅四方面軍將領的心目中成爲“叛徒”、“機會主義者”，別看紅四方面軍的一些高級將領本身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給張國燾調教出來的喜歡動輒給人扣上形形色色的諸如機會主義錯誤、右傾主義錯誤、日本特務、國際特務這類的帽子的手段則頗有一套本領。有人不過是給朱德在馬匹上提供了一點便利，立刻遭致余天雲的唾罵和毆打，有一次甚至準備對朱德老拳相向(參見《劉伯承軍事生涯》)。
作爲紅四方面軍的領導層的成員之一的李特公然給紅一方面軍的高級將領釦上無中生有的帽子。當李特看到原獨立師政委張平凱蓬頭垢面的走過來時，竟然對莫文驊說：“你看這像個什麼樣子，整天找吃的，這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嗎?”(參見《莫文驊將軍自述》144、145頁)當時紅軍給養困難，部隊首長帶頭找吃的本來是尋常事，可在紅四方面軍的主要將領看來這就是“右傾機會主義”，豈非咄咄怪事?多年之後，軍史研究者劉統在撰寫《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一書中採用了大量的可信的資料也在證實這一點，即“四方面軍幹部多數文化水平較低，像李先念這樣黨性強、又能打仗的工農幹部簡直是鳳毛麟角。多數都是作戰勇敢，但政治素養差、作風粗魯。”(引自該書214頁)也就是說，簡單、粗暴成爲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常用的一種手段，王樹聲何以例外?事實上，王樹聲、杜義德比這些個“政治素養差、作風粗魯”的將領比起來走得更遠。發展到了直接槍殺同志，目無組織、目無中央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李彩雲爲什麼遭到槍殺?原因很簡單，那就是李彩雲在路上發泄了對張國燾的不滿。李彩雲身屬紅一方面軍紅5軍團，對於張國燾在草地會師途中上演的那一幕拖人拉槍的行徑有所瞭解，他認爲如果不是張國燾的“怠慢”中央北上的方針，後面的有些情況完全可以更好一些。關於張國燾的錯誤，中央早在俄界會議上做出了決定，三大主力會師以後，更不是什麼祕密，連陳昌浩都開始鬆動，逐漸向中央靠攏，張國燾犯了分裂黨的錯誤的消息日漸傳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李彩雲背後議論張國燾就算是犯了作風散漫的錯誤，也不到論死的地步。可是，就在李新國、李彩雲休息的時候，王樹聲、杜義德的槍口指向了李彩雲的背後······幾聲槍響之後，李彩雲這位紅軍騎兵部隊早期組建者之一、英勇的戰將倒在血泊中，慌做一團的李新國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據《西路軍沉浮錄》作者、西路軍史研究者董漢河說，當時王樹聲、杜義德都平靜無事的告訴李新國，這是槍支走火所致。(參見該書424頁)一名紅軍將領就這麼稀裏糊塗的在逃難途中給“槍支走火”殺掉了，殺人者用魯迅的話說：“都昂起頭來，不知道個個臉上有着血污。”
李彩雲被殺的時間，《西路軍沉浮錄》中記載是1937年春天以後，而根據甘肅省黨史研究者提供的時間則確定爲1937年6月。《西路軍沉浮錄》中認爲當時剩餘人數爲11人時李彩雲遇害，而甘肅黨史研究者認爲是9人。但是，這些纖毫的差異都無關宏旨，李彩雲遇害且死於同志手中則是確認無疑。
朱德這樣評價過紅四方面軍和張國燾，朱德說：“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是一貫以個人爲出發點的，······總之，一切都以個人出發。凡是反對他的(指張國燾)，都會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殺掉了，或者被趕走了。······”(引自《朱德傳》352頁)張國燾用“肅反”這一極端工具和手段壓服黨內、軍內不同意見者，用保衛局刺探人心由來已久。但是，這並不是張國燾的專利，在張國燾之前，毛澤東也使用過，以至於釀就了“富田事變”;在張國燾之後，更有毛澤東把“肅反”直接上升到“文革”這種浩劫。所以，我們不能因爲張國燾給批臭了，就單獨的把這種現象的發明權、使用權都按在張國燾的名下。這種全身散發着封建思想的臭氣的“肅反”惡習讓黨內蒙冤者數以萬千記，多年以來累及的冤假錯案不知凡幾。就王樹聲自己而言，他也是受害者之一，他的妹妹就和徐向前的妻子一道給張國燾當作改組派殺掉了。但是，王樹聲同樣也是張國燾在“肅反”運動中的受益者，沒有許繼慎、周維炯這些能征慣戰的名將的倒下，也不會有他王樹聲在1934年便坐上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的資歷。這麼說不過是在陳述一段歷史，而無意貶低王樹聲本人的軍事成就和戰功。因爲就是戰功和軍事能力也需要機會的等待和來臨。張國燾一方面用殺伐的手段遏制了反對者的前行，一方面又用委以重任的辦法籠絡了人心。他利用工農出身的幹部的質樸、聽話、沒有文化等特點在紅四方面軍中不斷強化個人威望，讓崇拜張國燾的風氣日益蔓延。王樹聲等人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掏出了他們的手槍指向李彩雲的。然而，這不過是大的背景，還有一個小的背景，也許這就是牽扯到具體的個人修爲的問題或者個人品質的長短問題了。
這裏我們舉一個徐以新的例子出來：徐以新算是“28個半”中的一員，可是在紅四方面軍中，徐以新卻對張國燾不大買帳。用陳昌浩批判徐以新的話說就是：“你(徐以新)是僅次於曾中生在紅軍中反對張主席(張國燾)的第二號人物。”徐以新最後沒有落到許繼慎、曾中生的下場不是他命大，而是張國燾礙於此人的來頭有些複雜，再加上陳昌浩和徐以新本來就是同學，也不主張極端處理徐以新。陳昌浩逼着徐以新向張琴秋學習寫悔過書，可徐以新轉而寫了一封勸告信給張國燾、陳昌浩，氣得張國燾把徐以新原有的一點可憐的自由都給剝奪了。在紅四方面軍中能夠堅決和張國燾的錯誤堅持鬥爭的人當中，恰恰是那些個被張國燾誣衊爲“地主富農出身的動搖分子”的知識分子幹部居多，而那些個“大老粗”自稱對革命最忠誠的工農幹部多數則匍匐在張國燾的腳下，甚至在張國燾落敗之際還要給張國燾唱上那麼一曲輓歌。前者如王樹聲槍殺李彩雲，後者如紅大拖槍叛逃事件。所以，古人說：“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還是很有道理的，我們不妨在遠追歷史，像南宋末年有幾個武裝將領能像文天祥那樣?而在南明朝野正牌的武將隊伍中又有誰可以和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這三位知識分子出身的“三忠”並列“忠烈”呢?老百姓俗話說：“出水才見兩腿泥”，這句話用在王樹聲等人的身上再恰當不過了。
李彩雲被殺還有一層因素裹在裏面，那就是李彩雲是紅5軍團的人。紅5軍團脫胎於寧都起義的國民黨軍第26路軍，對於這支隊伍的起義，以毛澤東爲首的蘇區一直保持着足夠的尊重和器重，但是，董振堂作爲軍團長卻在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惡遇。紅四方面軍謾罵紅5軍是“戴眼鏡說漂亮話的反革命、假革命”，因爲反對張國燾而受到非人待遇的我黨地下工作“前三傑”之一的胡底(另外二人是錢壯飛、李克農)來到紅5軍尋求保護，董振堂、歐陽毅同意接收，引起張國燾的不滿，隨後先行抓走胡底以後祕密殺害。張國燾爲了控制紅5軍，調任親信黃超來擔任紅5軍政委，架空董振堂。在分裂會議上，董振堂、歐陽毅始終拒絕出席，從而激怒了張國燾手下的一些人，這些人對紅5軍的痛恨由此形成。1937年1月，高臺戰役吃緊，董振堂準備突圍，報告臨澤的政委黃超，黃超卻寫來意見說：“高臺是軍事重點，如果失守就要你軍長的頭。”這種意見等於直接陷董振堂於死地。董振堂戰死後，頭顱被馬步芳等人砍下，這個消息後來傳到延安，不少幹部戰士瞭解董振堂的都難過不已、痛哭流涕，以至於在批判張國燾的會上，原紅5軍團舊部還有人動手去打張國燾。所以，以紅5軍團中反張的情緒很容易激起王樹聲、杜義德的惡感。此外，像董振堂這些起義將領雖然已經跟定共產黨，但在紅四方面軍、張國燾的眼裏，他們還是“苗性未退”，時刻都加以戒備。類似的情況就是曠繼勳在川陝根據地的遇害，杜義德在交代槍殺李彩雲時還滿不在乎的胡說什麼“是當時怕李彩雲和敵人聯繫”，可見董振堂紅5軍團這些人的出身在紅四方面軍這種極力鼓吹“工農至上”的環境中受到暗算幾乎是一定的。
李彩雲遇害一事，李新國作爲目擊者曾經在延安整風期間提出過，卻沒有得到迴應，反而影響了王樹聲、杜義德和他的關係。這點在董漢河的《西路軍沉浮錄》中說的很清楚。李新國的回憶西路軍的文章關鍵部分始終不提這段往事，直到1980年在和董漢河說起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時還心有餘悸的告訴董說：“不要公開發表，更不要外傳。”王樹聲、杜義德兩人對隨意槍殺李彩雲更是三緘其口，而一向以所謂的公正示人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等人也是一律不談，李彩雲這位三十年代就參加革命的烈士的家屬在解放後居然長期不知道烈士的去向。據《甘肅經濟日報》記載：“李彩雲將軍沉冤半個世紀後，1985年中共甘肅省黨史委的同志在徵集研究西路軍史料時被發現。甘肅省委、省軍區、張掖地委、臨洮縣委黨史部門十分重視，把李彩雲作爲甘肅黨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進行研究，並積極調查覈實後，向中央提交了爲李彩雲平反的報告。李彩雲的親屬也多次向中央領導呈訴。中央軍委十分重視這起冤案，立即組織調查，先後找了17位老紅軍瞭解情況，查閱西路軍史資料，終於撥開了歷史的濃霧，弄清了事實真相。李彩雲當年的戰友、東海艦隊航空兵副司令員李新國將軍等爲平反提供了珍貴的材料。1992年5月初，李先念主席親自作了批示後，5月13日和7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國家民政部追認李彩雲爲革命烈士，並向李彩雲的親屬頒發了《革命烈士通知書》和《革命烈士證書》。新華社、《人民日報》、《共產黨員》、《黨的建設》等報刊都刊登了追認李彩雲爲革命烈士的消息和他的革命業績，秦基偉、伍修權、黃火青等十六位中央、省委領導同志題詞，對李彩雲烈士光輝的革命業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和深切的懷念。李彩雲烈士的傳略被編入《中華著名烈士》、《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人物誌》、《中國共產黨革命英烈大典》、《紅軍長征大典》等書。2001年6月，中共臨洮縣委、縣人民政府在嶽麓山烈士陵園修建了李彩雲烈士紀念碑。”就在這份報紙上，我們也看到這樣的內容：“1990年9月，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週年時，中央電視臺拍攝大型電視紀錄片《再說長征》，按照拍攝內容的需要，中央電視臺軍事部長征攝製組、編導郭嶺梅女士著名詩人郭小川女兒 邀請李彩雲烈士的嗣子李景春、侄兒李瑞麟、臨洮縣委副書記於彥鵬去北京與原蘭州軍區司令員杜義德會面。杜義德深有感觸的說，李彩雲對中國革命是有貢獻的，是熱愛共產黨的。李彩雲同志的冤案遲遲沒有平反澄清，這是我一生惟一做錯的一件事，今天我寫了‘懷念李彩雲同志，實事求是’，就是爲李彩雲同志平反。座談後，杜老爲原縣委副書記於彥鵬題寫了‘長征萬歲’，在李彩雲親屬帶的書上題寫了‘李彩雲同志永垂不朽’，併合影留念。”這說明杜義德本人也側面的對他多年前犯下的這個錯誤(實際上遠不止錯誤)已經有了些許認識，這種認識或許有悔罪性質的，或許也是敷衍性質的，這也難以深究了。用一位西路軍老戰士的話說：“好人殺好人，一筆糊塗帳。”可是，我們始終沒有看到槍殺李彩雲主謀王樹聲及其家屬隻言片語的關於李彩雲事件的回顧以及懺悔，不知道王樹聲臨死之際是否意識到在他槍下也同樣倒着一位革命烈士的身軀?
王樹聲誠然不失爲我國的一位軍事家，也不失爲鄂豫皖根據地的領導者之一，更不失爲一名優秀的紅軍戰將。但是，這些都無助於他歷史上這個極大的污點。他在沒有任何可靠的情報來源的情況下、只不過憑藉個人的好惡動用極端手段將革命同志立斃槍下，這是一種什麼樣的行爲?不經審判、不經定性甚至連張國燾的“肅反”走走過場都不如直接就背後打黑槍的做法居然出自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之手，難道不發人深省嗎?現在有些人喋喋不休的記憶着王樹聲的戰功，動不動就把這些東西排列上來做一展覽，成就固然要提，那麼錯誤呢?罪惡呢?如果用他的成就來掩蓋他的黑暗，我們怎麼坦然面對李彩雲烈士和類似烈士一樣遭遇的人們呢?怎麼坦然面對歷史的真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