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問井岡山時代誰是毛澤東最爲倚重和信賴的助手，當屬何長工無疑。老井岡山成員之一陳士榘上將晚年向自己的兒子陳人康回憶井岡山往事時，對何長工欽佩不已。
陳人康後來在訪談錄中無限感慨地說：“父親給我介紹了何長工的歷史，我才知道這位井岡山的風雲人物還是個知識分子。何長工比父親大9歲，是湖南華容南山鄉人。早在1918年就畢業於長沙甲種工業學校機械系，同年到北京參加留法勤工儉學會，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就讀於法國的聖雪爾旺工業學校和比利時勞動大學。1922年初在法國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陳人康認爲，憑這樣的文化和資歷，何長工完全可以當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副總理。但是解放後何長工只是地質部副部長。
何長工的確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出過洋，留過學，當過教書先生。
南昌起義，我軍向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但起義部隊打出的軍旗仍是國民革命軍陸軍軍旗。爲此，毛澤東認爲在秋收起義中，我軍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打“國民黨左派的旗子”，要是再打國民黨的旗子，就會嚴重脫離羣衆。毛澤東還以湖南省委名義寫信給中共中央，說：“國民黨的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的旗子，纔是人民的旗子。”
在毛澤東的倡議下，何長工親自操刀設計出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
秋收起義後，何長工身負重任，冒着生命危險，隻身一人穿過白區，前往湖南長沙，尋找黨的組織，溝通了這支新起義的弱小紅軍與上級黨組織的聯繫。
何長工不辭勞苦地來往奔波，最終在廣東韶關聯繫到了朱德、陳毅率領的南昌起義部分部隊，爲以後朱、毛兩軍會師奠定了基礎。
1928年春，毛澤東準備把隊伍拉上井岡山，但井岡山上還佔據着山大王王佐的部隊。爲此，毛澤東把改造王佐部隊的任務交給了政治過硬、文武雙全的何長工。
這一任務，無疑是艱鉅的。
何長工當時就反覆考量：談經驗，自己這方面一點也沒有;談威望，自己只不過是衛生隊的黨代表，營級幹部，職位比自己高的大有人在。
可是，何長工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任務，憑着一股子韌勁，他硬把一支劣習成性的農民隊伍改造成了紅軍的一部分，爲中國工農紅軍的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井岡山的歲月裏，何長工諸事敢爲天下先，作戰勇敢，深得戰士們的愛戴。
1929年的冬天，敵軍動用了二十一個團的兵力前來進攻，井岡山上連下四十多天的大雪，平地積雪一尺多深，山谷裏的雪可以埋沒一個人。
紅軍將士食不果腹、衣不遮體。
何長工帶領將士們克服種種困難，與敵人展開不屈不撓的戰鬥。
黃洋界上一場激戰過後，哨口終於失守，敵人猶如蜂攢蟻聚，叫嚷着衝來。
何長工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帶領所屬部隊解下綁腿，從懸崖峭壁懸下……也就在這場戰鬥中，何長工的腿留下了終生的殘疾。
如果說，一條腿的傷殘已經是不小的犧牲，那麼，與之相比，何長工一家三十餘口人全部爲革命獻身，那更是莫大的犧牲了。
原本，何長工作爲紅軍的高級將領，曾經參加了黨中央在上海召開的蘇區紅軍代表大會。受地方黨委託，攜帶黃金，從鄂南趕至上海，籌集黨中央的經費。上海的同志告訴他，爲了他家人的安全，黨組織準備把他的妻子和兒子接到上海居住。何長工婉言謝絕。何長工的理由是：他們是湖南人，不懂上海話，上海是白區，容易暴露。實際上，何長工是不想讓自己的家庭增加黨的經濟負擔。
就是這種先人後己的想法，何長工的妻兒錯過了逃生的機會。
1930年，何長工率部隊攻打長沙。
反動派爲了脅迫何長工就範，將何家三十餘口親屬扣爲人質，在沒能達到目的的情況下，殘忍地將這三十餘口全部殺害了。何長工淚雨滂沱，仰天慟哭!
何長工先人後己的精神還體現在對待工作的態度上。
很多人在工作中只能看着自己的官職一直升上去，如果偶有下降，就會鬧情緒，情難自抑。何長工卻有共產黨人的博大胸襟，坦然面對組織的安排。
土地革命戰爭時，何長工的職位就時而由小到大，時而由大到小，他毫不介意，幹一行、愛一行。
他是個留洋生，能說會寫，能力極強。秋收起義時，他由一個掌管幾十萬人口的縣團防局團總，驟變成警衛團一個小小的班長，卻一點也不以爲意。他從班長、參謀、衛生隊黨代表、團黨代表、紅八軍軍長，逐漸遞升，一步一個臺階。解放後，他的部下，有的與他平級，有的還高出於他，他也坦然面對。他把職務看成是黨的事業，從不擺老資格，時刻以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從嚴要求自己。1955年解放軍授銜，按照何長工的早年經歷，可評大將，但因爲他已脫離了軍隊職務，在地方部門工作，就沒有參與評銜。
何長工還在1977年不遠千里返回井岡山探訪王佐的後人。在臨終前，他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岡山，而且要希望有朝一日給袁文才、王佐做雕像，矗立在自己的墓碑旁。而2006年年初，何長工的遺願終於實現，袁文才、王佐已經完全被作爲革命先烈來紀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