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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祕:康熙皇帝一生鮮爲人知的四大暴行

來源:飛飛歷史網    閱讀: 2.62W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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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一直被史學界和國人認爲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仁君,但跟絕大多數皇帝一樣,康熙的執政也不是完美的,甚至還對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今天,我們要盤點的就是康熙在位時的四大暴行——暴行之一:平三藩屠殺平民且不提與康熙尚無關係的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只說康熙在平定三藩時,清軍對平民的屠殺,從許多記載來看也是相當驚人。這裏不必長篇大論,就引兩則相關史料也可見一斑。《清史稿.王騭傳》裏記載的王騭在康熙的上疏中說“四川禍變相踵,荒煙百里,臣當年運糧行間,滿目創痍。自蕩平後,修養生息,然計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衆”這份上疏是什麼時候寫的?所謂當年運糧行間是什麼,蕩平是指什麼時候的蕩平?這些問題我們繼續查一下《清史稿》的原文就知道了。“王騭,字辰嶽,山東福山人,……康熙五年,典試廣東。歷刑部郎中。十九年,出爲四川鬆威道。時徵雲南,騭督運軍糧,覆舟墜馬,屢經險阻,師賴以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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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太和殿工,命採蜀中木。騭入覲,疏言:四川禍變相踵……”

可見這份上疏就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以後,所謂“當年運糧行間”,就是指康熙十九年“出爲四川鬆威道。時徵雲南,騭督運軍糧”,那麼這個所謂的蕩平自然就是指康熙時期清軍鎮壓吳三桂反抗,蕩平四川雲南了。

蕩平之後,“通省戶口,仍不過一萬八千餘丁,不及他省一縣之衆”,這個時期四川人口的損失,平民的死亡顯然和清軍是脫不了干係的。

其實不僅是四川,其他相關地區也遭受類似的厄運,比如江西百姓遭受屠戮的數量就不少,康熙十八年,瀏陽縣知縣曹鼎新說“自甲寅吳逆倡亂,……以至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老幼死於鋒鏑,婦子悉爲俘囚,白骨遍野,民無噍類”。這裏說的就更明確了“王師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難分”,聯繫到清軍一向有屠殺平民的傳統,再加上清朝方面的官員也不會故意抹黑清朝自己,所以這類記載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的。無論以什麼理由作爲藉口,如果一個皇帝手下的軍隊有大肆屠殺平民的行徑,那麼這樣的皇帝再將其稱爲仁愛,那也是很不妥當了吧。

暴行之二:遷海殘民十餘年

首先值得一提的沿海遷界在康熙時期的強化,沿海遷界造成的慘重後果前面已經部分敘述。沿海遷界可以看《南明史》中的相關記載。究竟什麼是沿海遷界呢?簡單來說,它就是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裏,讓中國從世界上海岸線最長的國家之一變成了一個內陸國家。具體點,滿清政府劃定一個瀕海範圍(從瀕海三十里左右,到瀕海四十里、五十里、乃至到二三百里不等),設立界碑,乃至修建界牆,強制處在這個範圍內的沿海居民遷移,有敢不遷移的,殺無赦,有敢越界的,也殺無赦。總之,讓距離海邊三十里到二三百里不等的整個中國沿海地區,成爲一個無人區。在這期間,如果清廷統治者覺得遷海的距離太近,還會繼續下令,遷的更遠一點,他們對海洋的恐懼已經到了病態的程度。按照《南明史》的記載:

1“廣東遷徙沿海居民在康熙元年二月,清廷派科爾坤、介山二大臣巡視海疆,“令濱海民悉徙內地五十里,以絕接濟臺灣之患。於是麾兵折界,期三日盡夷其地,空其人民”。康熙二年“華大人來巡邊界,再遷其民”。“甲寅(康熙三年)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初立界猶以爲近也,再遠之,又再遠之,凡三遷而界始定”。

當時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負子載道路,處其居室,放火焚燒,片石不留。民死過半,枕藉道塗。即一二能至內地者,俱無儋石之糧,餓殍已在目前。……”

也就是遷的時候,沿海居民就死了超過一半,剩下百分之二十不到的人,就算能夠到內地,離餓死也不遠了。

遷的同時,就是燒。“稍後,軍騎馳射,火箭焚其廬室,民皇皇鳥獸散,火累月不熄。而水軍之戰艦數千艘亦同時焚,曰:‘無資寇用。’”

揭祕:康熙皇帝一生鮮爲人知的四大暴行 第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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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燒房子,殺人民,就連樹木青草也不放過“當播遷之後,大起民夫,以將官統之出界,毀屋撤牆,民有壓死者。至是一望荒蕪矣。又下砍樹之令,致多年輪豫章、數千株成林果樹、無數合抱松柏蕩然以盡。……三月間,令巡界兵割青,使寸草不留於地上。”

“關於沿邊設兵戍守的堡塞,福建稱之爲寨、墩,廣東稱之爲臺、墩。大致情況是:‘界畛既截,慮出入者之無禁也,於是就沿邊扼塞建寨四,墩十數,置兵守之。城外鄉民按戶徵銀,照丁往役。……一寨之成,費至三四千金,一墩半之。拷掠鞭捶,死於奔命者不知凡幾矣。’‘寨周闊百六十丈,墩周闊十丈不等”。“五里一墩,十里一臺,墩置五兵,臺置六兵,禁民外出’。”

推行過這樣一種政策的皇帝,不稱之爲暴虐也就罷了,稱爲仁愛終究是有些不太合適的。

暴行之三:文字獄屠戮學者再來說康熙時期的文字獄,客觀的說,康熙製造的文字獄和其他兩個清朝皇帝雍正乾隆相比並不算多,但也並非沒有,而且有些案件的性質也還是很惡劣的。比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發生的朱方旦案,值得一提。民國時期的史學大家孟森專門寫過一篇《朱方旦案》的文章,其中說:“士大夫談清代軼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首尾不詳,但以妖人目之,若王好賢、徐鴻儒之類。此緣專制時代官文書所束縛,又政教不分,學問中禁閼自由思想,動輒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經遭戮,傳者遂加甚其詞,印定耳目,無能言其真相者矣。清末如四川井研之廖平,經學臣吳鬱生奏參,幾罹於法,尚是專制束縛之餘習。跡朱方旦之所犯,並無罪名。當時侍講王鴻緒所參三大罪:一則談傳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階級也;二則信徒之多也;三則發明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爲立說新異也。由今觀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而其後一端,所謂新發明之腦力作用,尤爲生理之定義,學界之雅言,略以爲大罪,則今日之書籍皆當焚禁,學校皆當封毀矣。”

在《清代禁書總述》一書內的《清代文字獄紀略》也有對此案的介紹,不妨簡略摘錄如下“朱方旦之獄——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廣有朱方旦者,自號二眉山人,聚徒橫議,撰《中說補》,謂中道在兩眉間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講王鴻緒得方旦所刻《中質祕書》,指摘其中有誣枉君上,悖逆聖道,蠱惑民心之處,次年二月,九卿議復‘乞正典刑,以維世道’。結果朱方旦被斬,弟子陸光旭、翟鳳彩、顧齊宏亦被判爲斬監秋後處決”

按照孟森總結的朱方旦罪狀,前兩條的話,那估計明代的王艮甚至王陽明在康熙統治下都免不了被殺頭的命運,王艮不必說了,出身鹽丁的平民思想家,狂妄自大,以聖人自居,門徒無數,僅僅這就足夠在他在清朝康熙統治下被殺頭了,至於王陽明,那光他說“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在康熙統治下,得一個離經叛道的罪名不在話下,更何況他也是聚徒講學,轟動四方,被門徒擁戴成聖人。

如果論最後一條“記憶在腦不在心,以爲立說新異也”,這其實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無知,這個觀點其實並不新鮮,早在明末許多知識分子那裏就已經流傳開來了,何以到了他這裏變成立說新異,以至成爲殺頭的罪名。這本身也是康熙和他的大臣愚昧專制的表現。如吳伯婭的《朱方旦》中說“表現清朝統治者愚昧無知,頑固落後,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學和進步觀點而遭到殺害的典型事例。”

揭祕:康熙皇帝一生鮮爲人知的四大暴行 第3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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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康熙統治下發生的戴名世之獄,也稱《南山集》案。戴名世僅僅因爲贊同方孝標給南明正名的觀點,結果就被斬首,家人好友等也被牽連爲奴。這個案件廣爲人知,這裏也就不必浪費篇幅多介紹了。

還是那句話,對於製造這些文字獄的皇帝,不譴責其暴虐也就罷了,若稱頌其爲仁愛,則似於事實偏離太大。

暴行之四:文過飾非也殺人

另外一個事情也可以說明閻教授稱頌康熙仁愛似乎不盡符合事實,這件事情可以看《從陳四案管窺康熙五十年前後的社會控制》一文。

根據該文介紹“陳四,山西太原人,因康熙四十四年(1705)四十五年(1706)山西省歉收不能度日,遂於四十六年(1707)帶領妻子兒女及親戚一百三十餘口外出逃荒,賣藝被人誣告搶劫。經過審理,辦案官員得出的結論是‘伊等無軍械,且於地方並無滋事,至於班漢傑等人衣服,亦未搶取’”

結果這個案件被康熙得知後,大爲不滿,康熙不滿的最關鍵一條理由就是陳四言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年歉收,而康熙在四十二年西巡陝西以來,“每年督撫俱報豐稔,陳四顯然出語欺訛”,於是“令刑部再議’”。

康熙既然讓再議,那些辦理案件的官員,自然再不敢得出陳四無罪的結論,結果十月,刑部議定“陳四等因‘鴆黨搶奪’被判斬立決,其他陳四的家人俱發往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原任督撫,以及一大批相關官員以“縱容滋蔓”,溺職等罪過,降五級,降四級不等。”而康熙之所以要心狠手辣來對付一個賣藝人家庭,按他自己的說法是陳四等人成羣結隊,“即使無謀反之行,未必無謀反之心”。這種邏輯自然比莫須有還要高明,你這個陳四既然不識好歹敢給我康熙盛世抹黑,那我說你“未必無謀反之心”自然不是冤枉你。那麼是否真的是陳四無中生有,明明是豐稔,他偏要說成是歉收呢,硬要抹黑康熙盛世麼?同文中列舉了一些雍正時期的紀錄,我們從中可以對康熙時期人民生活窺見一二。“雍正二年(1724)汪景祺西行山陝曾經記述‘(山西)安邑、夏縣、臨晉、蒲州素稱富饒,三十年來,有司民以奉上官,取之閭左者十倍正供,桁楊桎梏至賣兒貼婦己償還,此人事之害也。此邦不見雨雪者數年矣,歲歉無收,赤地千里。弱者轉溝壑,強者率流亡,十室九空,流離無告,此天時之災也。不但貧者飢寒切身,不能延旦夕之命,雖富家亦岌岌無以自保’”

揭祕:康熙皇帝一生鮮爲人知的四大暴行 第4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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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初年,嶽鍾琪任川陝總督時,其《請減丁銀疏》曾道:‘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而惟延安府不敢來歸,抑且現在者皆雲思去’”

雖然是雍正初期一些官員的記述,但汪景祺所謂的“三十年來”自然要前推到康熙時期,而嶽鍾琪所謂的“從前逃荒之民”自然也是康熙時期逃荒的。

由事實可見,那個被康熙殺頭的陳四並沒有“出語欺訛”,倒是康熙和他的那些大臣“出語欺訛”了。

從這一件事情來看,說康熙仁愛,似乎也很勉強。還是王成蘭說得比較客觀,陳四案件“另一方面又暴露了統治者一貫的恐懼,……於是不惜採用屠戮手段進行震懾企圖以此來維護‘盛世’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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