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從小就好吃懶做，遊手好閒，也不怎麼把家裏的錢當錢，就連本朝太史爲他做傳時，也不得不承認他“好酒及色”，“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大約那時他整天不過是在到處閒逛，或在酒店裏和一些同樣不三不四的男女吃吃喝喝，打情罵俏，其實是個混混。
後來，總算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秦制，十里爲亭，十亭爲鄉，則亭長比村長高半級，比鄉長低半級，是個相當於公社生產大隊長的基層幹部，而且還是試用的。這種差事，算不得官，只能算是吏，而且是小吏。權不大，事不少，好處不多，麻煩不少，一般體面人家子弟不屑於做，老實巴交的莊戶人家又做不了，最合適劉邦這樣的痞兒和混混去做。劉邦當了亭長以後，除發明了一種竹皮冠，裝模作樣地戴在頭上外，倒是沒有什麼官架子，依然嬉皮笑臉，吃喝嫖賭，而且經常在酒館裏打白條賒酒吃。劉大媽心疼她這個小兒子，常常去幫他還酒債，而且總是加倍地還錢。於是劉邦在鄉里鄉間，便博得一個“大度喜施”的美名。
世界上的事總是這樣。一個人，如果後來成了個人物，則他小時候的優點固然是優點，即便是缺點也無妨看作優點。劉邦、項羽的不愛讀書學習，自然都成了“胸有大志”的表現。的確，學術學術，學問只是術，不是道。道不是可以學得來的。治學者學問再多，也只能爲人臣。得道者學問再少，也可以爲人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