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印迷戀狄仁傑50載，從迷戀到研究，自費尋訪狄仁傑曾走過的地方，蒐集整理了大量有關狄仁傑的珍貴史料，並即將完成30萬字的傳記文學《狄仁傑傳》。他所說的這有關狄仁傑的一切都是有根有據，有理有證的，這位傳奇神探其實更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廉吏能臣。廉政在任何時代都需要。在郭天印看來，廉潔是手段，勤政纔是目的。官員擁有統籌規劃，治理一方的權力，就有爲那裏的老百姓造福一方的責任。
作爲官員，兩袖清風是人格的保證，爲官的底線;造福百姓，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是爲官的根本。也就是說，不能讓百姓安居樂業，無論個人如何清廉，都算不得是好官清官。郭天印說，狄仁傑恰恰就是一位即清廉又足智多謀、勤勉爲政的能臣廉相。狄仁傑20多歲在太原當法曹參軍，當時太原城裏的最高長官藺仁基就給出了：“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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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斷不是小說傳奇堪稱史上最牛法官
既然，大家更熟知狄仁傑斷案的神奇，那麼，歷史上狄仁傑是否真的如此神斷呢?讓我們來看一個數字。唐高宗上元二年(公元676年)，狄仁傑任職於中央最高司法機關大理寺，擔任大理寺丞，負責審理來自全國的大案要案。狄仁傑剛一到任就發現大理寺所設的監獄裏已經再也塞不進人了。
辦公桌上更是積案如山，幾年前的案子都還未曾審理。狄仁傑壓根沒有去關注其餘幾位同事異樣的眼神和議論，埋頭處理積案。而那些堆積了幾年的疑難案件在他手裏也如砍瓜切菜般，一年時間竟把所有積案審理完畢。這案子有多少?沒人記載，但其涉案人數可有準確記錄——一萬七千人!
更牛的是這一萬七千人在結案之後竟無一上訪!無一申訴!無一喊冤!倒是到大理寺爲狄大法官送匾喊青天的來了不少。不服不行，神斷狄仁傑那真不是小說杜撰。正是由於狄仁傑在大理寺的傑出表現，年末官員測評時，他的上司張文瓘給他評了個“中上”。這個評級被朝廷派來大理寺審查官員政績的宰相劉仁軌看到了，問也不問就把這個“中上”給劃掉，改爲一個更下層的級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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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這位赫赫有名的將軍宰相覺得一個剛剛當了一年的法官，居然就能評“中上”有點太破格了，事實上，一般來說，似狄仁傑這樣的新人，給了中下也蠻不錯的了。然而，對於劉大宰相的這個更改，同是宰相的張文瓘不幹了，便去找劉仁軌說理。當劉仁軌知道“一萬七千”這個數字和其中所包含的意義後，也覺得不可思議，對這個年輕人的敬佩不禁油然而生，最終大筆一揮，將那更改過的級層再次更改，定爲“上下”，比原先的“中上”還提高了一個級別。
自己不貪財不算啥,反腐反到皇帝頭上
說狄仁傑斷案如神，其實狄仁傑的醫術更神。早年，就在狄仁傑赴長安參加科考的路上，在華山腳下恰遇有人求醫。有一富家小兒鼻子上長了瘤子，幾乎遮住了眼睛。家人遍求天下名醫，不得而治，無奈只得在大路邊插起“絲絹兩千匹”的重賞招牌，以圖碰碰運氣。狄仁傑路過此處，仔細察看一下那病人，便自報家門，說自己能治。
說着便取出隨身所帶醫療器具，閃閃銀針，等到幾針下去，不過多久，這瘤子還真沒了。病治好了，狄仁傑上馬便走，急着要趕自己的路。而那病人家長則一定要支付原先招牌上所定兩千匹絲絹以做療費犒賞，因爲，在他看來，這麼大的事，不能失信於人啊。然而，狄仁傑一口拒絕，說自己不是靠醫術掙錢的，只爲治病救人而已。
要知道，兩千匹絲絹，如果在今天，摺合成人民幣的話，大約是三百多萬啊!這可是正當報酬，不是額外紅包。但對狄仁傑來說，那就真是視金錢如糞土了。當然，這件事充其量只是狄仁傑清廉一生的一個標誌，而狄仁傑自從踏上仕途到官居首席宰相，終其一生都保持了清正廉潔。更有甚者，這位清官不僅潔身自好，還把反腐的工作做到了皇帝頭上。
那是在狄仁傑擔任御史的時候，御史臺，在唐代這個地方就是專門給高官挑刺的地方，當然也包括挑皇帝的刺兒。作爲御史的狄仁傑，所參的第一個人竟然就跟皇帝有關，而且可以說涉及的就是皇帝的腐敗問題。那是公元675年，唐高宗和武后從洛陽回長安。
臨走時安排當時分管全國農業的司農卿韋弘機把洛陽的皇宮裝修一下。高宗也知道那幫御史不好對付，從國庫裏拿這一大筆錢肯定是要惹麻煩的。於是，不僅不給錢，還反問韋弘機說，裝修好點不多花錢，能行嗎?而韋弘機也竟滿口應承說，不用國庫的錢，陛下您就放心吧，這事我肯定給您辦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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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弘機認爲自己辦的是皇差，討的是皇帝開心，就把歷年來應該用在農業生產上的40萬兩黃金都揮霍到洛陽建皇宮了，不僅是豪裝，還加蓋了三座宮殿，又是造園林，又是修虹橋，可謂是極盡奢靡。韋弘機本想等皇帝嘉獎一番，不料卻被狄仁傑參了一本，說他鉅額財產來源不明!
想想也是，你那40萬兩黃金，不是國庫的難道是你家裏的?高宗並不想查辦給自己辦了這麼大好事的韋弘機，可是當狄仁傑把韋弘機貪污腐敗的證據呈上後，高宗馬上就翻了臉，韋弘機貪污受賄，着即查辦。這件事自然也就成了對那些專事阿諛逢迎之輩的一個教訓。
不戴有色眼鏡看人，百姓蓋生祠敬狄公
人品好又有能力，做事處處維護老百姓的利益，這樣的官哪個百姓能不說好。不光百姓說狄仁傑好，就連山上的土匪，監獄裏的犯人，都非常敬重狄仁傑。唐高宗後期的時候，和吐蕃的關係開始惡化，西北尤其是岐州(今鳳翔)一帶，苛捐雜稅，勞役兵患，民不聊生，有不少青壯年乾脆上山當了“匪”。朝廷面對這一岌岌可危的狀況，就把狄仁傑派到岐州當救火隊長。面對當地極差的治安狀況，狄仁傑卻不帶一兵一卒，隻身前往歧州上任。
到了歧州，狄仁傑幹了一件更瘋狂的事，他跑到監獄裏，居然把官兵抓回來的“土匪”全給放了。狄仁傑對這些人說，你們都是大唐的好子民，願意回鄉，政府會給路費;願意留下當兵，現在就發三個月軍餉;大家還可以給那些還在山上當土匪的親戚朋友捎個話，只要放下武器，好好耕田，政府既往不咎，如果執迷不悟，依然佔山爲匪，則朝廷的剿匪大軍決不輕饒。不到一個時辰，監獄空了。此地猖獗的“匪患”不到半個月無影無蹤。就連屢屢犯邊的吐蕃，都不敢輕易再來。
如意元年(公元692年)狄仁傑由宰相被貶爲彭澤縣令。但狄大宰相完全沒有埋怨，而是一到彭澤就實地走訪民情，針對當地成年大旱的情況，開倉放糧，救濟百姓，解決了民生問題。緊接着，作爲地方官，面對當地監獄裏人滿爲患的狀況，狄仁傑又動開了有關治安的腦子，他先是查看卷宗，發現那關在監獄裏的居然大多是因爲小偷小摸，打架鬥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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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仁傑把這些人叫過來後，挨個教育，然後讓他們留下自保文書就都釋放了，監獄一下子清淨了大半。等到過大年時，狄仁傑又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放剩下的300人回家，約定在指定日期自動返回服刑。這事做得險啊，反對的人自然很多，但已經掌握了所有這些“嫌犯”情況的狄仁傑卻很自信，一個不留，把囚犯全給放了。要知道，一旦有那麼幾個犯人趁機溜了，狄仁傑自己是要吃官司的。
但事實是不出狄仁傑所料，到了約定的日子，犯人們除了兩個沒有如期歸來，全都自覺返回監獄了。而那兩個人，一人因江水暴漲，道路受阻，一人因母親故去，未能及時趕回，延誤兩日後也都返回了。這300人，返回時居然還不約而同都帶回了一包家鄉的土，在監獄門口堆成了一個小土丘，後來彭澤人便在這土丘上爲狄仁傑蓋起了一座生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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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天印說，那時給活人蓋生祠，可不是你想蓋就蓋的，那得報批。從縣到州，再到朝廷，逐級上報，層層覈實，以避免出現吹噓浮誇。狄仁傑活着時，全國共有四處爲其建了生祠。分別是當年的幷州(今太原)、甘肅的寧州、江西的彭澤縣、河北的魏州。這也足見狄仁傑的清正廉明既得到了官方的認可，又受到了民間的擁戴。
“縱觀狄仁傑的一生，清明、無私、識人、多謀，是一個有大智慧的高人。也是一個值得當今的我們研究和借鑑的古人。”郭天印這麼說，他迷戀狄仁傑五十載，正是在瞭解狄仁傑的過程中，被其人格魅力所折服，返過來，才下決心要爲狄仁傑寫書立傳，把一個真實的狄仁傑，一個比之於“神探狄仁傑”更加真實，更加高大，更加可親可敬的狄仁傑呈現於世人面前。假如讓狄公穿越到現代，相信像他這樣心中有陽光、做人有底線、爲官有信仰、做事有謀斷、心中無私慾的官員也一定會是深受百姓愛戴的好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