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墉就是家喻戶曉的“劉羅鍋兒”，因爲他爲官“忠君、愛民、清廉”，深得百姓喜愛。有關他的事蹟廣爲流傳。當代的影視劇作家也很瞭解民衆這種渴盼清官的心理，於是，劉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兩位是和珅和紀曉嵐)。在劇作家的安排下，他和大貪官和珅成了死對頭和歡喜冤家，和珅在他面前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經常弄巧成拙，想算計人反遭算計。乾隆皇帝對他又愛又恨、又有點無可奈何。這個人物寄託了中國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願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義的化身，甚至連他的羅鍋兒也讓人不惟不覺其醜陋，反成爲他的標誌性特徵。其實，熒屏上的劉墉和歷史上的劉墉並不完全重合，從形象到事蹟有許多地方源自劇作家的想像。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選官標準。在封建社會，選官向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爲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所謂言，即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所謂書，即字要寫得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面報告。所謂判，即思維敏捷，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
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爲觀瞻所繫，不能不特別強調。劉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身言書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順利過關。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劉墉不會是“羅鍋兒”。姜緯堂先生早在1996年時，就曾在《北京晚報》上專門撰文《劉墉綽號“羅鍋”考》，指出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制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只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選。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記載，嘉慶帝曾稱劉墉爲“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爲“羅鍋”，那就不準確了。可見，從形象言之，歷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那麼，從爲官行事的角度看，歷史上的劉墉是不是像劇作家描寫的那樣清廉幹練，不畏權勢，是不是真的能將大貪官和珅戲弄於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從容不迫、遊刃有餘?劉墉出身于山東諸城劉氏家族，這個家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爲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ぃ╭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爲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爲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爲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麼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才因爲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爲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諡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精幹有爲，任職四方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絕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爲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誌》稱讚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爲學政知府時，即謝絕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爲，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纔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向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爲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爲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爲例，因爲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矇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託，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讚。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臺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閒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麼“亨通”。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爲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決斷疑案、爲民做主的故事爲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着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讚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此後，劉墉歷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爲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面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卹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谷，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志》也讚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爲便”。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爲人和爲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只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滑稽模棱，情非得已
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臺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向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覈查。
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家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覈對，只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系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借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爲之一空。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爲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託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爲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爲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爲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爲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爲朝廷效力多年，纔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爲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曲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爲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爲不忠，於父則爲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爲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爲安排失當，閱卷草率，違制和不合格的卷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嘉慶元年，因爲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爲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向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向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勝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勝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只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向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爲之噴飯。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劉墉入朝爲官期間的種種“劣跡”，是想探討同樣一個人，爲什麼前後差別如此之大?我們認爲，從根本上講，是當時朝廷上的政治氣候決定的。嘉慶九年，劉墉去世享年85歲。卒後贈太子太保，諡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