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乾隆皇帝的個性而言，他除了“日勵自心強不息”之外，還好大喜功，醉心於盛世太平君主的享樂中，縱恣奢華。其突出表現有兩點：
一是大量收受貢納。凡逢年節、壽誕、慶典，地方官員都要向皇帝獻納，稱爲“土宜物件”。雖然乾隆帝多次發佈上諭，要臣下勿進或少進貢品，但卻從不停止收受，甚至還有以攤派的形式強徵的事情發生。如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十大壽，“內外宮殿，大小物儀，無不新辦。自燕京至圓明園，樓臺飾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設寺院人物，動其機括，則門窗開闔，人物活動。營辦之資無慮屢萬，而一毫不費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員俱有進獻，內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兩淮鹽院所納四百萬金助之。” 這次慶典所用經費共計白銀一百一十四萬四千二百九十七兩五錢。其中地方官報效數額佔62%，均“按其通省養廉數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繳十分之二五”。
二是巡幸無度。乾隆在位期間，六次南巡，七次東巡，五次西巡，至於近畿京郊，車駕時出，數不勝記。凡巡幸所經，雖有賑濟災民、治理水患等惠政，但供需之侈，費耗之巨，亦是人所共知的。如每次南巡，隨行人員多達2500多人，在車駕往返5800餘里的行程中，陸路用馬五六千匹，大車百餘輛，水路用船千餘艘。而巡幸的準備工作，早自前一年便開始進行，並由親王任總理行營事務大臣，負責勘察道路，修橋鋪路，修葺名勝和興建行宮等等。排場上極盡揚厲，飲食上也相當講究。
乾隆帝的縱情驕奢，必然影響到時政和時風。首先，大小臣工爲迎駕紛紛效尤。僅以各地給皇帝搭蓋的綵棚爲例，最初是因乾隆帝回京經由山東、直隸時，天氣已漸炎熱，需搭棚避暑。後爲取悅帝意，各地爭相攀比，便一律搭棚接駕，以至竟成千裏御道綵棚相望之一大景觀。又如蘇州的獅子林，本已荒蕪多年，地方官自第一次南巡後開始修復，歷經十年，至三次南巡時，終成一座風景秀麗的江南名園。
其次，巡幸直接加速了吏治的腐敗。地方官無論貢納還是巡幸辦差，都要耗費鉅額銀兩。這給地方官辦差造成巨大壓力，併成爲其貪污的口實。
乾隆朝貪風之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封建官僚政治日趨腐敗的產物，而盛世之下，官紳士子追求豪華生活的社會風氣，也爲官員貪蠹提供了特殊的環境。除此之外，乾隆皇帝個人的政治素養、統治作風，以及性格與愛好，也都對時政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