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死了，但中國的文字冤案並未隨他而消亡。回首中國文人的生存環境，一言以蔽之：艱難與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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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作爲承業皇帝，算是歷史上最幸福的皇帝，他手下的盛世很大程度是得益於其父雍正。可父子二人相比，兒子的威名遠在老子之上。同樣的酷治江山，父子二人“酷”的效果卻大不相同。兒子酷政“酷”得刁，玩得妙，帝王這套遊戲規則算是被他把玩到家了。他剛柔並濟，先寬後嚴，效果和口碑都非父輩可攀。
單說他大興文字獄一事，其規模之大，時間之久，神經程度之極，都遠超父祖，不但把清朝文壇攪得烏煙瘴氣，自己也落得個神經過敏症。有史以來，以清朝文字獄最多，清朝又以乾隆一朝最多，兩個“最”字擱到一朝，可想當時文人的生存狀態之危。
乾隆四十二年，江西的一個老學究深居書齋多年，不懂官場規矩，更不知道滿清皇帝文化心理上的軟肋所在。當他看到《康熙字典》中存在的問題，便犯上了知識分子的較真病，私下刪改不說，還另編《字貫》一書。《康熙字典》乃欽定之書，敢於對該書進行批評，自然是“罪不容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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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巡撫海成偵知此事，不敢怠慢，立即上報朝廷，又將老學究革去舉人，投入大獄，隔三差五地提出來審訊，同時又把案宗上交乾隆。乾隆在審理案宗時，發現該書凡例中將康熙以下以至他自己的廟諱、御名各以本字開列，“深堪髮指”，立即傳旨將罪犯移押京師，照大逆律處決。
同時巡撫海成也受牽連。他雖首舉有功，但卻因未及時發現這一重大問題，而被乾隆咬牙切齒地斥爲“天良昧盡”，革職下獄。
從一系列的文字案上看，除了胡中藻案與政治有點關聯外，其餘的多因乾隆神經過敏症所引發，涉及人員大多是下層文人，有文學青年，還有老不及第的秀才，甚至連一些早已作古的墓中之人也未能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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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乾隆壞事幹了不少，功績也不少，整人很是有一套手段，光拿下層人民開刀，殺雞駭猴，把狂妄自負的文人們整得大氣不敢出，還不得不從心眼裏服人家，還不得不拈起筆來撰寫人家是一代明君、一代聖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