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貴妃作序印書，在當時的人看來，完全是在搶皇后的風頭。用今天的流行語，是在“作秀”。這不是在爲自己母儀天下、爲自己的兒子爭奪皇儲的地位做準備嗎?這不是陰謀奪嫡又是什麼?有鑑於此，這個名爲《憂危竑議》的“妖書”號召全體正直的官員和民衆聯合起來，共同揭穿、共同挫敗鄭貴妃的陰謀。
一、貴妃“作秀”
山人樂新爐散佈飛語，在官場中劃分君子與小人，並且通過這種方式，參與朝政、譏諷朝廷，被廠衛緝捕，“立枷”致死。但是，樂新爐雖然死了，飛語卻並沒有因此而平息。而且，沒過多久，口耳相傳的飛語演變成了白紙黑字的“妖書”，在北京流傳。
而“妖書”出籠的直接誘因，竟然是萬曆皇帝的紅顏知己——皇貴妃鄭氏的作秀。
鄭貴妃的漂亮、聰明，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否則，以萬曆皇帝的酒色財氣，不會幾十年如一日地愛着這個女人。但中國古代的四大美女已經被西施、王昭君、貂蟬、楊貴妃佔據，此後的美女再美，也無法向她們發動挑戰。這倒不是因爲以後就沒有美女，而是因爲此後的美女沒有演繹出像她們那樣的大喜大悲的故事，也沒有人用她們的名義編排出那麼多真假難辨的傳說。
但是，如果要在中國古代的皇后、皇貴妃中評選十大才女，鄭貴妃應該具備參選的實力。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她留下的詩篇，但僅一篇短文，已經可以看出她的才學。只是她一不小心把才學用錯了地方，給自己，給自己的兒子和丈夫帶來了天大的麻煩，從而也使自己成爲影響歷史進程的女性之一。
萬曆二十三年，北京的書市出現了一套印製精美的圖書，名爲《閨範圖說》。書一上市，立即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這套書引起轟動，不僅僅因爲此書的署名編者是當時享有清譽的刑部侍郎呂坤，更因爲給此書作序的，是備受皇上寵愛的皇貴妃鄭氏。
在《明史》中，呂坤的傳是和海瑞的傳放在同一卷的，可見人們對他的評價。五年前，也就是樂新爐製造飛語前後，呂坤任山西按察使，爲了在轄區進行教化，就將歷代賢后哲妃、貞婦烈女的事蹟，一人一圖、一圖一事，編排成冊，公開刊印，作爲教育婦女知禮守節的讀本。
嘉靖、萬曆時期，在一些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特別是中心城市，教育已經十分普及，印書業也隨之發達，適合各種人羣、各種需要的普及讀本層出不窮，關於保健養生的、關於道德教育的、關於男女愛情的、關於刑偵破案的，應有盡有。北京、南京，以及福建的建陽、江西的金溪，還有蘇州、杭州等地，都有大大小小的刻書作坊。連司禮監和都察院，也幹起了印書的行當，表面上說是通過出好書引導社會積極向上，實際上卻是爲衙門和個人增加經濟收入。
呂坤編寫的這個《閨範圖說》，本來也就是當時許許多多德育讀本中的一種，是許許多多對婦女進行說教的讀本中的一種，但由於呂坤名氣大，又是正三品的山西按察使，所以這本書被一位有心人發現。
這位有心人是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提督東廠司禮監太監陳矩。關於東廠和錦衣衛，我們已經說過無數遍了，但諸位不要以爲掌東廠的太監只是抓人、打人、殺人的特務頭子，是五大三粗的屠夫，他們更重要的任務其實是收集情報、掌握輿論、瞭解社會治安狀況，所以圖書的發行理所當然在關注之內。而且，明朝的司禮監太監一般都是有文化的宦官，有些人的文化水準甚至不在某些內閣大學士之下。而按照明朝的制度，這個掌東廠的太監，通常是由司禮監秉筆太監的第一人擔任，可見不是尋常人物。
不知道出於何種原因，掌東廠太監陳矩在發現呂坤編撰的《閨範圖說》之後，把它呈獻給了萬曆皇帝。同樣不知道出於何種原因，萬曆皇帝將此書賜給了鄭貴妃。
鄭貴妃是萬曆皇帝的書友，見到這個《閨範圖說》之後大加讚歎，稱讚這套書通俗易懂，道理明白，是所有女人都應該讀的好書。讀了這套書，女人可以更加深明大義，知道如何孝敬公婆、如何侍候丈夫、如何教導子女，特別是如何在關鍵的時刻挺身而出，爲家庭、爲家族、爲地方、爲國家而獻身。
爲了使這套《閨範圖說》傳播更廣，讓更多的婦女從中得到教育，鄭貴妃“自出宮貲”，拿出自己的私房錢，命其伯父鄭承恩張羅，重新刊印。鄭貴妃還親自爲這部書作序，並且增加了一些圖例。可以想象得到，這套書的印製一__定十分精美，而定價也應該十分便宜，這是可以不計成本做的事情。這件事在當時引起了轟動，人們奔走相告，大大促進了書的銷量，據說是“朝士爭購置案頭”。《明史》、《明神宗實錄》中，有多處記載鄭貴妃作序一事。萬曆時期長住北京的世家子弟沈德符，在他的《萬曆野獲編》(補遺卷3)中收錄了鄭貴妃這篇序的全文。
鄭貴妃爲《閨範圖說》作序，到底是自作主張，還是受萬曆皇帝的指使?是心血來潮，還是深思熟慮?已經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件事情必定得到了萬曆皇帝的鼓勵。但到底是爲了鼓勵貴妃投身於社會教化工作，還是爲了讓全國人民都知道貴妃是個深明大義、聰明好學的賢內助，也不得而知。
但是，以皇貴妃的名義作序並印書，在任何時代都不是文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如果這個序是萬曆皇帝的王皇后所作，或者是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所作，一點問題都沒有。事實上，李太后就以自己的名義編過《女鑑》。但鄭貴妃爲呂坤的書作序並出資印刷，這個問題就大了。
第一，有自我標榜之嫌。也許鄭貴妃本人是實話實說，但在旁人看來，序中文字多屬自我標榜。哪些文字呢?我們看看這個序的開始是怎麼說的：“予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九嬪之選。恪執巾櫛，倚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短短五六十個字，標榜了自己三件事情：一、標榜出身。說自己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且這種良好的教育是她母親親自爲之，也就是說，不僅僅鄭貴妃自己，
她的母親也曾經接受過良好的教育，否則，怎麼教女兒?這是標榜自己的出身。二、標榜身份。說自己是當今皇上的合法貴妃，而且這個貴妃是經過皇太后挑選的。這是標榜自己的身份。三、標榜貢獻。說自己爲皇帝生了三個兒子和多個女兒，當然了不起，因爲皇后是沒有生育的。這是鄭貴妃序中的第一個問題，自我標榜。
第二，有陰謀奪嫡之嫌。在明朝，以皇后的身份編書並且公開刊行的，就現在的資料看，只有太祖朱元璋的馬皇后、成祖朱棣的徐皇后;以太后的身份編書並且公開刊行的，只有嘉靖皇帝的母親蔣太后、萬曆皇帝的母親李太后。值此皇儲未立、國本未定的情況下，這位皇貴妃鄭氏，竟然將自己作序的這個《閨範圖說》，與成祖徐皇后的《內訓》和嘉靖蔣太后的《女訓》相提並論，其張揚之態可見一斑。這不是在爲自己母儀天下、爲自己的兒子爭奪皇儲的地位做準備嗎?這不是陰謀奪嫡又是什麼?而她自我標榜的三條內容，都是晉位皇后的三項強有力的指標。
所以，鄭貴妃作序印書，在當時的人看來，完全是在搶皇后的風頭。用今天的流行語，是在“作秀”。但鄭貴妃的這一次高調作秀，卻是在一個錯誤的時間，用一種錯誤的方式，犯了一個自己以及萬曆皇帝都會感到遺憾終生的錯誤。此後所發生的種種怪事，在某種程度上說，都是在鄭貴妃作秀的啓發下發生的。
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就在鄭貴妃作序印書之後不久，有一位名叫戴士衡的吏科給事中立即上疏，抨擊呂坤潛進《閨範圖說》，“結納宮闈”、“包藏禍心”，請求儘快立皇長子朱常洛爲皇太子，以絕他人之望。戴士衡的這個奏疏把呂坤作爲主要的抨擊目標，而他的“以絕他人之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是指鄭貴妃和她的兒子皇三子朱常洵。相對於戴士衡，南直隸全椒縣知縣樊玉衡的上疏，則明確指出鄭貴妃作序印書是居心叵測，“將有他志”。一時之間，輿論洶洶，但萬曆皇
帝一概不予理睬。
正常的途徑提意見沒有效果，那就採用非正常途徑。這是中國古代政治鬥爭的一大特色。什麼途徑?樂新爐的途徑，社會輿論的途徑，飛語的途徑。
貴妃的高調作秀，皇帝的裝聾作啞，啓發了有心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鄭貴妃不是會給《閨範圖說》作序嗎?那我就作跋。序放在書的前面，跋則置於書的後面。以這個跋來攻你這個序。
萬曆二十六年秋，也就是皇貴妃作序印書之後的第三年，有人以“朱東吉”爲名，爲《閨範圖說》作了一個跋。這個跋又名《憂危竑議》，洋洋千言，白紙黑字，在京師廣爲流傳。這個《憂危竑議》其實是一份傳播政治謠言的傳單，也可以說是一個長篇飛語，所以被明廷定性爲“妖書”。
這個名爲《憂危竑議》的“妖書”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抨擊了一羣人。
第一，抨擊編《閨範圖說》的呂坤。說古往今來，賢后哲妃甚多，你呂坤爲何就首選東漢明帝的皇后馬氏?這個馬氏賢德的事情多得很，所以死後諡號爲“明德”，但你呂坤爲何那麼多的事蹟不說，偏偏只說她由貴妃晉位皇后的事情?僅此一條，就可以看出呂坤編《閨範圖說》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爲了討好皇帝和貴妃，爲貴妃奪嫡製造張目嗎?
第二，抨擊爲《閨範圖說》作序的鄭貴妃。說你鄭貴妃作序重刊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要在天下人面前亮相，在天下人面前作秀嗎?不就是在天下人面前表現你有才華，你和東漢明帝的皇后馬氏同樣的賢德嗎?你把皇后放在什麼位置?這不是爲自己做皇后、爲兒子做太子做輿論準備嗎?
第三，抨擊一批在國本問題上態度曖昧的官員。《憂危竑議》指名道姓地說，呂坤與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以及其他多個官員已經結成了同盟。這個同盟的宗旨，就是要幹廢長立幼的勾當，就是要立鄭貴妃的兒子皇三子爲太子。
有鑑於此，這個名爲《憂危竑議》的“妖書”號召全體正直的官員和民衆聯合起來，共同揭穿、共同挫敗鄭貴妃的陰謀。
這可以說是自國本爭議以來的十多年間，火力最爲猛烈、影響最爲深遠的對鄭貴妃的攻擊。文官們有關國本的奏疏，只有皇帝看得到，只有內閣大學士和司禮監太監們看得到，如果皇帝“留中不發”，甚至內閣首輔也看不到。而這個“妖書”就不一樣了，幾天之間，全北京都知道了，幾個月之間，可以傳遍大明王朝的城市與鄉村，甚至可能傳到蒙古、朝鮮。這個影響太大了。
萬曆皇帝對這個“妖書”的出現極爲惱怒，但錦衣衛和東廠卻沒有查到關於“妖書”炮製者的任何蛛絲馬跡。“妖書”的作者署名是朱東吉，這是一個化名，誰也不知道這個朱東吉是誰。
萬曆皇帝只好“夜半傳旨”，命廠衛逮捕並拷訊吏科給事中戴士衡及全椒知縣樊玉衡，因爲這兩人在貴妃作序印書之後曾經首先跳出來，對貴妃進行攻擊。以萬曆皇帝的聰明，他其實很清楚，戴士衡和樊玉衡二人與這個“妖書”不可能有關係，但他氣不過這二人出風頭，於是藉着這個“妖書”的機會，將戴士衡“永戍”廣西廉州，樊玉衡“永戍”廣東雷州，另外有一批官員也因爲這件事情受到牽連。
但處置歸處置，卻抵制不了“妖書”的巨大殺傷力。無論是內閣還是部院、科道，無論是外廷還是內廷，無論以前對國本的態度如何，在《憂危竑議》也就是這個“妖書”出現後，幾乎都要求早日冊立皇長子朱常洛，以斷貴妃的圖謀，也免得人們再生懷疑，致使人心浮動。
這個“妖書”也對整個鄭氏家族產生了強大的壓迫力。鄭貴妃再也沒有了作秀的心情，她帶着皇三子朱常洵，在萬曆皇帝面前哭訴不已。哭訴什麼?可能是哭訴自己的善良好意受到歪曲，請求皇帝爲她做主。鄭貴妃的伯父鄭承恩是鄭氏家族實際的首腦，見到“妖書”之後 “大懼”，連夜進宮爲自己辯解。還有鄭貴妃的哥哥鄭國泰，一再上疏，請求皇帝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爲太子。
對於鄭貴妃和鄭承恩的反應，萬曆皇帝可以理解，但鄭國泰的上疏，則完全出乎萬曆皇帝的意料。大舅子，你這個時候來湊什麼熱鬧?他下了一道諭旨給內閣說，關於立太子的問題，朕早說過自有主張，任何人不得再來騷擾，鄭國泰此時上疏，是何道理?
這時的內閣首輔已經不是蘇州的申時行，而是浙江寧波的沈一貫。沈一貫在給皇帝的答覆中趁機說了一番語重心長的話。他說，鄭國泰此次雖然是違旨，卻可以看出他的小心謹慎和顧全大局，應該給予嘉獎。他又接着說：“國泰之意，一則欲闡揚皇妃之賢名，使無訛言;一則欲促使己家之福祥，使無後患。”(《明神宗實錄》卷539)
內閣首輔沈一貫的這番話十分老到，他在暗示皇帝，也在暗示貴妃，立皇長子爲太子，乃大勢所趨。如果想要保全鄭貴妃、保全鄭氏家族，唯一的辦法是早立皇長子爲太子，既斷了鄭氏的念想，也可以平息人們對鄭氏的譴責。拖得越久，對鄭氏越不利。當然，也許有一句話沈一貫不能說，什麼話不能說?皇上在世的時候固然可以保全鄭氏，一旦皇上不在了，這鄭氏還不像西漢時期的呂氏一樣被人收拾嗎?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萬曆皇帝也沒有辦法。經過與朝臣的反覆討價還價，終於在萬曆二十九年十月十五日，也就是這個名爲《憂危竑議》的“妖書”流傳三年之後，萬曆皇帝立皇長子朱常洛爲皇太子。折騰萬曆皇帝、折騰明朝近二十年的國本之爭，終於有了結果。
三、樹欲靜而風不止
但是，卻塵埃未定。因爲人們仍然在擔心，擔心鄭貴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乃至皇帝本人，時刻都在謀求翻盤。因爲在封朱常洛爲太子的同時，還封皇三子朱常洵爲福王，而這個福王一直賴在京師，不去封地洛陽。在一些地方，還時不時發現讚頌所謂“皇三太子”的碑刻。有人認爲，這或許就是鄭氏家族及其追隨者在製造更換太子的“圖讖”。
怎麼辦?“妖書”《憂危竑議》已經有了成功的範例，所以，鄭貴妃作秀的舊事重新被人拿出來說事。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清晨，內閣的一位大學士朱賡便誠惶誠恐地來到內閣的值房。這位朱賡是浙江山陰(今浙江紹興)人。萬曆十七年，因爲母親去世，時任禮部尚書的朱賡回鄉守制，從此退居林下。但到萬曆二十九年九月，內閣員缺，六部的多位尚書翹首以待，但萬曆皇帝一概不用，命已經退出政壇十多年的朱賡入閣任職。耳根清淨的朱賡早已厭煩仕途，打算安安靜靜度過晚年，所以一再推辭。但經不住聖旨一下再下，第二年的四月，年過古稀的朱賡萬般無奈來到了北京。
纔到北京一年多，一件看似完全和自己無關的事情就找上門來。
原來這天天還沒亮，家人就呈上一個小冊子，說是門子一開門，便發現了它，不敢細看。朱賡開始或許並沒有在意，因爲這年頭無奇不有，各種各樣的傳單時時會出現。但一看這個傳單，朱賡不由得大吃一驚，腦子“轟”地炸開了，又是一篇政治謠言，一篇“妖書”，一篇關於國本的“妖書”。
這個“妖書”的題目是《國本攸關》，副題則是《續憂危竑議》。也就是說，這個“妖書”自稱是鄭貴妃作序的《閨範圖說》的又一個跋，針對的還是鄭貴妃的序。幾年前的那個《憂危竑議》，作者用的是化名，叫朱東吉，是一份化名傳單。如今的這個《續憂危竑議》，作者則是冒名，冒一個御史、一個給事中的名，是一份冒名傳單，說明“妖書”的作者更加肆無忌憚。而且，不僅是朱賡的住處，在北京的部院大臣住處及各衙門，都發現了“妖書”。
那麼，這個“妖書”說了些什麼呢?
第一，雖然太子已經冊立，但鄭貴妃和她的同夥們人還在、心不死，抱團抱得更緊了，蠢蠢欲動，圖謀更換太子。
第二，這個集團的核心共有十人，包括兵部尚書在內的四位高級文官和包括錦衣衛都督在內的四位高級武官，都是有名有姓。而更著名的是另外兩位：一位是提督東廠司禮監太監陳矩，這是個能量通天的人物;還一位便是內閣大學士朱賡。
第三，這個朱賡其實沒有什麼本領，他退居林下十多年後還能以七十歲高齡進入內閣，只是因爲他的這個姓名。姓“朱”，這是國姓，大明朝的皇帝就姓朱。更重要的是他的名，“賡”，朱賡的“賡”字和更換的“更”諧音，皇帝讓朱賡入閣，就是暗喻要更換太子。
前面兩條無疑是捕風捉影，最後一條更是牽強附會，但你也沒有任何理由來解釋朱賡的入閣。比他資歷深、比他年紀輕、比他更能幹、比他威望高的大有人在，爲何就選了這一個?
什麼叫“妖書”?這就叫“妖書”，讓你將信將疑，讓你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否則就不是“妖書”，就無法“妖言惑衆”了。
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萬曆皇帝本以爲立了太子可以清靜一些日子，沒想到還是有人如此搗蛋，就命廠衛大索京師，必欲得此製造“妖書”之人。更嚴重的是，無論是樂新爐的飛語，還是這兩次的“妖書”，都指名道姓地抨擊一些官員，又指名道姓地褒揚一些官員，在官員之中進行列隊、分類。這就造成了官員之間的互相猜測、互相懷疑，一些實權派的官員開始以追查“妖書”爲由打擊政敵。一時之間，人人自危。
幸虧此時有一位名叫皦生光的山人落網，避免了一場大規模的派別鬥爭。
皦生光是北直隸文安縣縣學的學生，但他並沒有好好在縣學讀書，而是走南闖北，多次遊歷塞外，屬於我們說到過的到處謀生的那一類山人。
《續憂危竑議》“妖書”案發生時，皦生光因爲造另一“妖書”，對鄭貴妃的哥哥進行訛詐，被東廠拘捕。東廠的首領如獲至寶，希望在皦生光身上找到破案的契機，至少也得讓他供出幾個不順眼的官員，置其於死地。但是沒有想到，這位皦生光雖然是個江湖騙子，卻是一條真正的“光棍”，有一身錚錚鐵骨。任憑東廠校尉軟硬兼施、刑具用盡，皦生光只承認自己訛詐了鄭氏，雖死無怨，但決不誣陷他人。
於是案子僵在那裏，移交給了北京的巡城御史。這位御史靈機一動，皦生光的死罪是免不了的，不如趁機給他一個栽贓。栽什麼贓?把《續憂危竑議》這個案子也栽在皦生光身上，快速結案，以免株連多人。但是，如此大的案子，光靠一個巡城御史是擔當不起的，甚至光靠刑部也擔當不起。一旦皇帝問罪，一旦有人揭露出去，誰敢承擔責任?
這個時候，不能不說到陳矩，就是那位提督東廠的司禮監太監陳矩。他是個手眼通天的人物，雖然是宦官，但在“妖書”問題的處理上，卻表現得比士大夫、比內閣首輔更有擔待，更加高風亮節。雖然他被“妖書”說成是鄭氏陰謀集團的核心中的核心，卻對幾位可能被牽連的清流派領袖十分敬重，特別是對事態的發展表現出深深的憂慮。他不希望因爲這個“妖書”而濫及無辜。
巡城御史張冠李戴的栽贓方案提醒了陳矩。陳矩大喜，反正這個皦生光是要死的，不如把所有的事情都堆在他身上。於是，都察院、刑部、東廠聯合欺騙皇帝，說“妖書”案已經告破，一切都是這個名叫皦生光的光棍在搗蛋，沒有團伙、沒有脅從。於是，皦生光被處死，“妖書”案了結。
諸位可能又要問，這麼簡單就結了案?
世界上許多複雜的事情，其實是可以被人們簡單地進行處理的。比如我們這一講所說的由於鄭貴妃的作秀而引發的連續兩起“妖書”案。那麼，那些心存報復的實權派官員就這樣罷手了?不罷手怎麼辦?第一，陳矩的權威在這裏，你得罪得起他?第二，你說皦生光不是案主，那東廠撤出，你接着破案，你破得了嗎?這不是給自己找麻煩嗎?第三，陳矩一個宦官，挺身而出保護文人，你科舉出身的文官，敢繼續殘害同類嗎?
世界上許多簡單的事情，也可以被人們弄得很複雜。比如我們連續在說的這個國本問題。如果萬曆皇帝沒有對鄭貴妃那麼偏愛，如果李太后對自己的宮女沒有那麼袒護，如果士大夫們能夠站在人性的立場上對皇帝多一些理解，這個事情也不至於折騰明朝二十年，而其後遺症更經久不息。世界上的事情，怕就怕長時間沒完沒了地折騰，沒完沒了地翻來覆去，人心往往就在這沒完沒了的折騰、沒完沒了的翻來覆去中渙散。如果有人問我，明朝的滅亡從何時開始，這個問題確實很難回答，因爲導致明朝滅亡的因素很多，但至少可以斬釘截鐵地說，這個國本之爭，是諸多因素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