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崇禎皇帝在赴景山上吊自殺，死前他幹了一件令人驚詫的事情——收葬魏忠賢遺骸，厚葬於香山碧雲寺。
崇禎在天啓七年繼位，八月底登基的他，僅僅過了兩個月，就開始對皇兄信任的大太監魏忠賢下手了。撤銷魏忠賢宮內外一切職務，發配到鳳陽祖陵司香，不久，又下令對魏忠賢由發配改爲抓捕，錦衣衛派員對魏忠賢嚴加押送，對跟隨的餘黨，立即擒拿。
據說發配途中的魏忠賢得知此訊時，正在一家客棧聽小曲， 逮捕令加上淒涼小曲，使魏忠賢萬念俱灰。次日凌晨，魏忠賢在住所上吊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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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崇禎皇帝開始討伐閹黨，對亂政太監開始大規模清算。
他下令召回諸邊鎮的鎮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擁有兵權。即位之初的崇禎帝，對宦官深具戒心，禁令不斷。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宮門，讓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機會。
但是十七年後，崇禎皇帝厚葬魏忠賢，這倒是令人捉摸不透。
有一種說法，是崇禎之所以這麼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際，聽了隨從太監曹化淳說了這樣一句話——“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顯然，在太監們心目中，魏忠賢比東林人那幫大臣更能幹、更實用。
那麼，崇禎是不是最後也是如此默認呢?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崇禎執政十七年，最大的變化，是對宦官的態度的轉變，在執政之初，他殺魏忠賢，體現了對宦官極度厭惡心態，而在執政中後期，他對宦官的態度又好轉起來，回到了皇兄天啓皇帝當初的怪圈，重新起用太監。
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啓朝被逮捕處死的閹黨官員的“贓款”，釋放他們的家屬。 京畿衛戍之權、監督軍隊之權，統統交付宦官。從討厭到依賴。這是爲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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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排除，是大臣無能與無忠，令其皇帝失望。其次，只有太監，對皇帝亦步亦趨、言聽計從。崇禎皇帝或許感到，大臣們離心離德，還是身邊的奴才太監最聽話、值得信任。
在李自成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崇禎在生命最後時刻做了深刻反思：繼位當初，剷除魏忠賢閹黨後，他重新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及復社人，但是這些人在國內動盪、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懦弱、酸腐和無能令其大失所望。而洪承疇等能臣，又在關鍵時刻，投敵變節，令信任他的皇帝顏面掃地。
崇禎帝朱由檢臨死前，寫下一段著名的遺言：朕涼德藐躬，上幹天咎，然皆諸臣誤朕。
顯然，這位亡國之君把亡國之責算在了外廷下大臣頭上，而沒有指責內廷的太監。
而他信任的太監，在國家危亡時的表現又如何呢?史書記載，這批宦官“挾勢恣肆”，掣肘將領，侵蝕軍餉，避敵殃民，謊報軍情，冒功請賞……無所不用其極。崇禎最後時期讓他們守城。結果李自成進京時一聲炮響，這支龐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種武裝，立即作鳥獸散。
歷史不容假設，但是不止一種答案。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以魏忠賢爲代表的太監羣是皇帝的好奴才，但身心殘缺的這個特殊人羣中，不可能出現憂國憂民的政治家，這樣的人，即便有心護主，也無意救民，從來不可能成爲歷史“正能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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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實也證明這一點，清兵入關，愛新覺羅氏坐穩了中國江山。對明朝政體照抄照搬的建州女真人，起初對中國太監也是極度惡感。康熙四十年，清帝下令將魏忠賢墓夷爲平地。
然而，太監在晚晴時期，與晚明並無二致，不斷崛起安德海李蓮英這等“魏忠賢”式的人物，他們在國家政治中所起的作用不比明朝宦官遜色多少，這種對宦官“由防到信”的怪圈，隨着中國歷代王朝興衰中不停重複上演，可以說，這是中國皇權體制的衍生品——血緣治國的政治，必然沒落，沒落的標誌，就是最後由一幫徹頭徹尾的奴才代行國家大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