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著名學者何心隱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談天說地，時任翰林的張居正忽然來訪。何心隱趕緊藏了起來，當張居正聽說學者何心隱也在時，很想見他一面。何心隱推說最近身體不適，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爲什麼不見張翰林。何心隱說道：“我剛纔偷偷的見他一面，魂不附體。”耿定向大笑。何心隱卻道：“你不要笑，這個人將來必是非常之人，國家大權將在他手裏。我必將死在他手裏。”耿定向從來不知道何心隱還善於看相，頗不以爲然。萬曆七年，何心隱果然被張居正殺掉。他當初不知是預言還是嚇糊塗了的話成爲現實。
其實，他的死是咎由自取。當時，張首輔要打擊地主豪強，他就教唆豪強起來反抗;張首輔要穩定邊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數民族部落教他們作戰方法。這樣處處和張首輔作對，想不死怎麼可能呢?我們不得而知何學者這樣做的目的是想驗證自己的預言還是活的不耐煩了，但從他對張居正的評價與預言來看，他是個很正常的人。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張居正的確掌握了國家大權，也的確是個非常之人。
張居正在大明的露面，應該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張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陳當時社會的癥結並提出解決方案。嘉靖帝給出的回答是：我在煉丹，有事問嚴嵩。
作爲翰林院的小編修張居正知道，當時的內閣首輔嚴嵩專擅，剛直之士大多無好下場。比如三邊總督曾銑、內閣大學士夏言，因爲在上疏收復河套的同時，順便彈劾了一下嚴嵩父子，就被嚴嵩處死。兵部武選司楊繼盛彈劾嚴嵩，屁股上捱了整整一百杖。張居正很明白，自己一個小編修根本無法與首輔抗衡。
隆慶元年，首輔徐階向隆慶帝推薦了張居正。他一躍而升入內閣，邁進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經過二十多年的官場閱歷與工作經驗，他覺得似乎時機已到。隆慶二年，他上疏隆慶帝，陳述當時必須要解決的六件大事。這離他上疏給嘉靖帝時已有二十年。
這六件大事就是他後來各個的大政方針。第一條，省議論。就是讓那些言官們儘量少說廢話、空話。第二條，振朝綱。第三條，重詔令。第四條，要官員們名實相符。第五條，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第六條，整邊防。
隆慶給出的回答是：我無爲。隆慶“無爲”了六年後，去世。死前，在他牀邊的高拱、張居正與高儀被任命爲萬曆帝的輔佐大臣。
作爲首輔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張居正，確切地說，他想要掌握內閣大權爲自己的目的服務。至於他到底有什麼目的，我們現在也沒有必要知道。因爲隆慶帝死的半年後，他就被張居正與太監馮保聯合驅逐出了朝廷。
其實，最有資格講述張居正與馮保驅逐高拱這段歷史的人應該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確不負重望，在《病榻遺言》中談到了張馮二人驅逐自己的經過。他指出，發生於萬曆元年的王大臣事件，實是張居正與馮保的栽贓。
王大臣事件發生於萬曆元年，有一天，十歲的小萬曆在宮殿門口撞到了一個人。此人太監打扮，神色驚慌，萬曆身邊的人急忙將其拿下，交予馮保。
後來的事就是高拱所言的了，據他說，此人本是張居正最得意的大將戚繼光派來的人。可到了馮保那裏後，馮保得知他是戚繼光的人後很驚慌，他找到張居正。張居正就對他說，高拱總想讓你滾蛋，我們現在機會來了，可以讓他滾蛋。
在第二次審問的時候，馮保喝問王大臣：“你懷藏兇器欲行刺皇上，是誰指使?”
王大臣對馮保先前給自己的安排很不服氣，就把真話說了出來，“不是你讓我說是高首輔指使的嗎?”馮保鼻子都氣歪了。爲了給歪了的鼻子報仇，馮保毒壞了王大臣的聲帶。在第三次審問的時候，他很迅速地就將案子結了，將王大臣處斬。並將王大臣的供詞(其實是他自己的供詞)呈交萬曆。
但這件事並不是高拱被驅逐出去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馮保在李太后面前說了這樣一句話：高拱曾說皇帝一個小毛孩子懂什麼。
本來，高拱這個人一直就是個狂妄的人，這句話從他嘴裏說出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高拱雖然狂妄，卻不是蠢貨。他絕不可能在大庭廣衆之下這樣講，而且還被馮保聽到了。
這話在李太后那裏的意思大概有兩層：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兒子;第二：高拱你算什麼東西，憑什麼瞧不起皇上!?
萬曆六年，張居正旅遊到河南見到了被廢鄉居的高拱。兩人相見，說來話長。張居正盡力棄嫌修好，並盡力讓高拱想起在萬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當時，他把高拱扶出宮門，又與另一次輔一起上書請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並沒有被感動，在他看來，張居正這個人除了陰險以外還有虛僞。
張居正選擇了與馮保合作驅逐高拱，他借太監之勢力並不是想壓制儒臣，而是想要實施他的改革大業，這便證明了張居正確爲非常之人。縱觀歷史，宦官與儒臣之間的矛盾就是“忠奸不兩立”，而張居正打破了這種陳規。他是受過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卻沒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陳規所束縛。儒家所謂的“君子小人”論，就完全可以把一個迂腐的儒生推進萬丈深淵。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於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這件事是否有利於天下，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在做事的過程中是否影響了自己的做人。但看天下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雖然標榜仁義，但其所行之手段實是法家那一套。張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真諦。
許多年後，當張居正和馮保稱兄道弟的時候，朝堂之上的儒生們咬牙切齒，想把張居正剝皮而後快。在他們看來，堂堂一內閣首輔與宦官爲武簡直是丟盡了士大夫的臉。而在張居正看來，跟馮保合作是最明智之舉。他從明朝歷史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於大明朝就是因爲他離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們在一起，但絕對有大部分時間是和太監在一起的。這些人的一言一行對皇帝來講都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簡單來講，皇帝們也要靠他們來爲自己服務，他們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慶去世後，馮保的權力在如日中天之時還能親近一個李太后。
他經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驅逐高拱這件事上，他讓我們看到了他的確是個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得這麼好的一個混蛋。只是因爲一個目標，他肯把自己置身於文人們的口誅筆伐當中。
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一個人物隨時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決定，對事變的形成添加一些意外的變化無常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事物的行程變更方向。張居正的意志決定了他必可改變大明的行程方向，在萬丈深淵前掉轉，向着光明平坦的大道奔馳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