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0年7月的一個黃昏，風雨如晦。岳家軍主將岳飛佇立在郾城外的一座古老亭子裏，如同一尊洗煉的石像。憑欄遠眺，莽莽蒼蒼的羣山如一羣黑褐的野馬，撕扯着涌向天的盡頭。欄杆拍遍，吳鉤看了，37歲的岳飛思緒難平。
當是時，他所獻身的抗金事業已經進行了十餘個年頭。此前不久，他終於在堰城和穎昌一帶大破金將宗弼，部將樑興也強渡黃河，交結了金國境內宣誓忠宋帝國的起義軍。一時之間，兩河響應，京洛騷然。岳飛以爲，要不了多長時間，他就可以直搗黃龍，迎接北狩的二聖還朝了。
在這樣的千古偉業面前，一個從少年時起就渴望建功立業，報效國家的七尺男兒，他的心情又哪裏能平靜得下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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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這個黃昏，就是在這座現在已經無法考證名字的亭子裏，岳飛寫下了他那首著名的《滿江紅》。在詞中，岳飛歷數了“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慷慨激昂後，又以十分沉痛的心情寫道：“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
對每一個經歷了靖康之變的大宋子民來講，1127年都將是他們心口永遠的痛。一個剛剛從東北老林子裏走出來，才結束了茹毛飲血，結束了“父死則妻其母，兄死則妻其嫂”的野蠻習俗的野蠻民族，竟然以數萬之衆長驅直入，將享國已一百多年的北宋帝國一舉摧毀，聖上欽宗和太上皇徽宗都做了蠻族的俘虜。這種鉅變的沉痛與沉重，在宋朝士農工商心裏所罩下的陰影是何其沉重，又是何其低迷。
每一件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都要有一些人來承擔責任，何況一個帝國的滅亡，何況一個亂世的潘多拉之盒的開啓呢？走進靖康之恥，我們隱約看到了那麼幾張若隱若現的臉孔。在他們的時代，這些臉孔都有着高貴的血統，是那個社會的頂級成功人士。但恰好，歷史的板子也該打在他們尊貴的屁股上。
1、趙佶：一個有高雅愛好的皇帝
有時候，我們對過去的歷史年代之所以能記憶猶新，並不是我們熟諳那段歷史，而是因爲某一個或多個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就是說，有些人的一生，就是爲了讓後人以他爲標誌，記住他所處的那個時代。
宋徽宗就是這樣一個標誌，可惜這種標誌是一段恥辱之柱。
彷彿是一種暗示，在對後人影響頗大的《宋詞三百首》裏，開篇第一位詞人就是宋徽宗。這似乎在提醒我們，這位北宋帝國的掘墓人，同時也是一位優秀的詩人和藝術家。
宋徽宗，名趙佶。作爲亡國之君，他必然要對北宋帝國的覆亡負主要領導責任。但是，正如此前的史家們都已經表示過的疑惑與感慨那樣：“跡徽宗失國之由，非若晉惠之愚、孫皓之暴，亦非有曹、馬之篡奪。”――是呀，對比晉惠帝和孫皓這樣的亡國之君，趙佶既不像他們那樣蠢笨如牛，也不像他們那樣殘暴血腥，他在位時，也沒有曹操和司馬家族那樣的權臣按劍而伺。按理，他是無法構成亡國要素的。
但他畢竟亡國了，我們就只能再次從他身上更細地尋找原因。終於，《宋史》的作者、元朝首相脫脫總結道：“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諛。”――有點小聰明，卻不用在正事上，正義之士得不到重用，奸邪之人高居廟堂，這樣的弱點不能說不嚴重吧？
《大宋宣和遺事》雖是野史，可一旦考慮到有時野史竟然比正史更足採信，我們也就或許能從中略窺趙佶這位藝術家皇帝的面貌了：
“這位官家，才俊過人，口賡詩韻，目數羣羊，善畫墨君竹，能揮薛稷書，通三教之書，曉九院之法。朝歡暮樂，依稀劍閣孟蜀王；愛色貪杯，彷彿如金陵陳後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貫、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楊戩。向九里十三步皇城，無日不歌歡作樂。蓋寶籙諸宮，起壽山籙嶽，異花奇獸，怪石珍禽，充滿其間；畫棟雕樑，高樓邃閣，不可勝記。役民夫千萬，汴梁直至蘇杭，尾尾相含，人民勞苦，相枕而亡。加以歲歲災蝗，年年饑饉，黃金一斤，易粟一斗，或削樹皮而食者，或易子而飧者。宋江三十六人，哄州劫縣，方臘一十三寇，放火殺人。天子全無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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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佶在被女真騎兵俘虜後，曾寫過兩首著名的詞，其中一首回憶了他早在當皇帝時的華貴生活：
“玉京曾憶昔繁華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蕭索，春夢繞胡沙。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
從本質上講，趙佶身上不僅有着濃烈的藝術氣質，而且他本身的確也是一流的藝術家。他的一幅《珍禽寫真圖》，在去年曾拍賣到了2350萬人民幣的天價，創下了中國畫的最高價位，可以作爲一個證據。
趙佶熱愛藝術、浪漫、玄想、女人和詩酒。但看看中國歷史，我們會有一個駭人的發現，大凡在藝術上有成就的帝王，多半會給江山社稷和他的人民帶來災難性的惡果。文人作皇帝，鮮有不敗者。原因就在於，治國需要的是理性，來不得詩人的任意揮灑。
趙佶的先人趙匡胤在消滅了詞人國君李煜後曾感嘆說：“如果李煜將他填詩作詞的功夫放在治理國家上，他哪裏會成爲我的俘虜呢？”在消滅了以建立芙蓉城而聞名的蜀主孟昶後，趙匡胤見到獲得的戰利品中，有一把孟昶所用的夜壺，上面綴以多種名貴的寶石，趙匡胤用錘子將它打得粉碎，嘆息着說：“如此奢侈，不亡國纔是怪事”。
歷史往往驚人的相似。老祖宗趙匡胤所感嘆過的兩件事，沒想到一百多年後，卻在他的後裔趙佶身上重演了。
趙佶的藝術才能是不用懷疑的。他能詩善文，書法學唐代薛稷而獨創“瘦金體”，在繪畫方面的成就更是獨步天下。他在位期間，建立了專門的皇家畫院，畫家們享受着相當級別的待遇，使得中國繪畫史上從此出現了宮廷派。
同時，由於本身的士大夫氣，趙佶對草木花石有着濃厚的興趣。史稱：“上在潛藩時，獨喜讀書學畫，工筆札，所好者古器山石，異於諸王。”
一個人有某種愛好，尤其是藝術方面的愛好，這並非壞事。假如趙佶不是身爲天下一人的帝王，他的成就當會令後世的藝術家們豔羨不已。可惜，命運偏偏安排這位藝術天才當了皇帝。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一旦身爲天子，他的任何愛好都有可能帶來讓他也意想不到的後果，更何況像趙佶這樣把自已的愛好和治理天下混爲一談呢？
首先，趙佶在選用國家重臣上，基本不是按照德才來衡量，而是看他們是否與自己的愛好投緣。蔡京是一流的書法家，趙佶從喜歡他的作品到重用他的人，以至於雖然知道這是一個奸臣，然而出於共同的愛好旨趣，竟再三地原諒他（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面詳談），這種做法真是不可思議。
至於高俅因善於踢氣球而被趙佶賞識，從一個破落戶提拔到了太尉的職位，更是令天下士子寒心。《水滸傳》雖是小說家言，其間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關於高俅如何因共同愛好而被趙佶提拔的可供想象的細節：
“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奉承端王（即趙佶，在登皇位前封端王――引者注）。那身分模樣，這氣球一似鰾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裏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卻在宮中未及兩個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冊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升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時間，直擡舉高俅到殿帥府太尉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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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讀者老爺想必都還記得，《水滸傳》裏的英雄楊志，原本是大宋帝國大功臣楊繼業的後人，只因押運花石綱出了事，人生的路越走越窄，後來也只得以忠良之後的身份到梁山落了草，加入到造反者的行列。
所謂花石綱，那是趙佶時代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不祥之物。崇寧四年，趙佶下令在蘇杭設立應奉局，其職責是蒐羅江南的奇花異石，通過大運河和汴河運往東京汴梁。這些運送的船隻連綿不斷，以十隻船爲一綱，稱爲“花石綱。”
如果只是運點花草木石，作爲一國之君，原也無可厚非。可這種帝王的閒情逸致一旦通過國家機器成爲政府的一大職能，其後果之嚴重就不是我們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了。負責花石綱的官員叫朱勔，在他認真負責的工作下，“凡士庶之家，一石一木稍堪玩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指爲御前之物，使護視之，微不謹，即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人不幸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惟恐芟夷之不遠。”
奸倿們最大的本事就是善於藉助來自最上面的精神，然後以此爲藉口和契機，合法地陷害他人並謀取利益。朱勔在這方面自然也是行家裏手，他在江南蒐羅花石綱時，一旦看上了那些家有巨資而又沒有多大政治勢力的士紳，就宣稱他們家的某塊石頭或某盆花已被聖上看中，打算徵用。
此後，他並不會急於將那石頭或花木運走，而是要等一段時間以後，估計石頭或花木與原來的形狀已經有了些許不同――比如花謝了，石頭被雨水淋出了青苔，這時再去以當今聖上需要的名義去索取。其目的就是爲了指責主人家看管不善，致使御用之物遭受損失，乃是對當今聖上的大不恭。識趣的主人只能蝕財免災，朱勔的收益也就此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