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連兩天的節日，讓女性權利再次成爲熱議話題，不論是合理訴求還是矯枉過正，能被思考被討論總是一件可喜的事。公共話題的參與擺脫不了標籤化思維，說起中國古代婦女的地位，就常給人一種籠統的印象：“纏足”、“附屬品”、“女不出”彷彿一塊重壓在女性身上長達幾千年的鐵板，毫無變化的可能。
概括性觀念可以幫助認知，卻不能代替對象本身，中國浩浩湯湯五千年的歷史語境中，還是有越出常軌的具體階段。在唐代，中外文化交融所造成的較爲開放的風氣，使得婦女有較高的社會地位，男女較爲平等，女性在行爲上也較不受約束。
封建男權文化統治下，女性作爲“第二性別角色”，不僅被剝奪政治權利、受教育權利，在社會交往方面也受到頗多限制，如禮教規定：“婦人無外事”、“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這些繁瑣的禮節嚴重禁錮了女性的自由，也印證了我們對古代婦女地位的普遍認知。然而，查閱各類史籍即可發現，唐代女性在家庭之外，與外界交往的事例隨處可見。
古代官場社交是男性的天下，除非在某些特殊場合，女子纔可作爲命婦進宮朝拜皇后、太后，《三國志·蜀書·劉琰傳》中有較早的記載。由於種種原因，命婦朝覲之禮未形成制度便中途夭折，直到武則天執政纔開始頻繁舉行，並形成定製。值得一提的是，當時這種官場夫人社交活動規模龐大，元稹在《初除浙東妻有阻色因以四韻曉之》詩中提到“興慶首行千命婦”，即是說進宮朝拜的命婦多達千人。元稹是中唐時人，在經過安史之亂後唐代社會日漸衰微，命婦朝會人數尚有千人之多，武則天時期朝會規模之龐大也就不難想象了。
除朝廷例行的朝覲活動，唐代官場上還有縉紳夫人自行舉辦的社交活動。如唐開元中，廣州都督唐昭夫人作爲東道主曾設宴款待諸官夫人。次日，所屬別駕、長史等官員之妻，又輪流設宴回請都督夫人，這種事例在唐代史料裏屢見不鮮。
如果說官場夫人社交仍然有依附於男性的意味，那唐代民間女子的結社則完全是獨立自主的交際活動。敦煌遺書中保留了兩篇晚唐五代時期“女人社”的社約文書，從文書的內容來看，“女人社”屬於民間婦女自願結成的組織，她們以“至誠立社”爲宗旨，主張社員間要彼此尊重、互相幫助，雖未打破地域界限，但仍是社會下層婦女擁有更爲獨立的地位和社交活動的佐證。
封建時代爲了維護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地位，對女子外出及與異性交往防範甚嚴。唐代由於較爲開放的社會風氣，男女間的交往不拘禮法、頗爲自由。以宮廷婦女爲例，唐代宮禁不甚嚴密，后妃、宮人、女官都有機會與外臣相往來。中宗朝，上官婉兒即在宮廷之外“廣納貨賂，別降墨勅斜封授官”，太平公主正是靠結交外臣在朝中培養親信黨羽，纔敢在先天年間發動以顛覆太子李隆基爲目的的宮廷政變。
在日常生活方面，宮廷婦女也絲毫不避與外臣的交往，據《安祿山事蹟》記載“貴妃以繡繃子繃祿山，令內人以採輿舁之，歡呼動地。玄宗使人問之，報雲：‘貴妃與祿山作三日洗兒，洗了又繃祿山，是以歡笑。’玄宗就觀之，大悅，因加賞賜貴妃洗兒金銀錢物，極樂而罷。”另有元稹的《連昌宮詞》也寫道：“祿山宮裏養作兒，虢國門前鬧如市。”這種不拘禮節的男女交往之事在唐代宮廷相當普遍。
上流社會的女性尚且如此，對一向在外從事勞動生產、禮法觀念較爲淡薄的民間婦女來說，與男子的交往則更爲自由、公開。《太平廣記》記載：唐人李汾，天寶末，在越州四明山下的一處山舍中閒居。中秋夜獨自撫琴，有一女子聞聲主動前來拜訪，李汾開門延納，女子“言笑談謔”，無所顧忌。
唐代女子的社交活動仍然依附於男性，與如今提倡的女性獨立頗有距離，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整個封建時期，唐代婦女的確擁有更爲自由而公開的社交權利。值得一提的是，上文所說的“纏足”實際上開始於北宋而興起於南宋，這點頗值得玩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