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記·秦皇帝本紀》裏，司馬遷記載了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後的三次重要廷議。這三次廷議的議題對秦國的發展乃至對後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第一次廷議：議帝號、廢諡法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在第一次廷議上炫耀功績：“我憑着這個渺小之身，興兵誅討暴亂，靠的是祖宗的神靈，六國國王都依他們的罪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天下安定了。現在如果不更改名號，就無法顯揚我的功業，傳給後代。請商議帝號。”
丞相王綰、御史大夫馮劫、廷尉李斯等都說：“我們恭謹地跟博士們商議說：“古代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尊貴。我們這些臣子冒死罪獻上尊號，王稱爲‘泰皇’。發教令稱爲‘制書’，下命令稱爲‘詔書’，天子自稱爲‘朕’。”秦王說：“去掉‘泰’字，留下‘皇’字，採用上古‘帝’的位號，稱爲‘皇帝’，其它就按你們議論的辦。”又下令說：“我聽說上古有號而沒有諡，中古有號，死後根據生前品行事蹟給個諡號。這樣做，就是兒子議論父親，臣子議論君主了，非常沒有意義，我不取這種做法。從今以後，廢除諡法。我就叫做始皇帝，後代就從我這兒開始，稱二世、三世直到萬世，永遠相傳，沒有窮盡。”
建立了前無古人、後鮮來者的偉業，上尊帝號當然是必須的。“皇帝”稱謂的敲定，絕非帝王名號簡單的變更，它反映了一種新的統治觀念的產生。與此同時，他還採取了其他一些把皇權神聖化的措施，如把以前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字眼變爲皇帝的專用名詞。還廢除古代的諡法制度，不允許別人議論自己。從此以後，皇帝等稱謂，在中國延續長達二千餘年之久。
(二)第二次廷議：廢分封、立郡縣
丞相王綰等進言說：“諸侯剛剛被打敗，燕國、齊國、楚國地處偏遠，不給它們設王，就無法鎮撫那裏。請封立各位皇子爲王，希望皇上恩准。”
始皇把這個建議下交 給羣臣商議，羣臣都認爲這樣做有利。
廷尉李斯卻別有不同地說：“周文王、周武王分封子弟和同姓親屬很多，可是他們的後代逐漸疏遠了，互相攻擊，就像仇人一樣，諸侯之間彼此征戰，周天子也無法阻止。現在天下靠您的神靈之威獲得統一，都劃分成了郡縣，對於皇子功臣，用公家的賦稅重重賞賜，這樣就很容易控制了。要讓天下人沒有邪異之心，這纔是使天下安寧的好辦法啊。設置諸侯沒有好處。”
始皇說：“以前，天下人都苦於連年戰爭無止無休，就是因爲有那些諸侯王。現在我依仗祖宗的神靈，天下剛剛安定如果又設立諸侯國，這等於是又挑起戰爭想要求得安寧太平，豈不困難嗎?廷尉說得對。”
統一之初，在要不要分封諸子爲王的問題上發生了一場爭論。廷尉李斯則與始皇英雄所見略同。秦始皇郡縣制的推行，正是秦始皇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統一的現實需要。此後，“百代都行秦政法”，奠定了幾千年來中國政治體制的一個基本格局。
(三)第三次廷議：焚詩書
秦始皇在鹹陽宮擺設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獻酒頌祝壽辭。僕射周青臣頌揚說：“從前秦國土地不過千里，仰仗陛下神靈明聖，平定天下，驅逐蠻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沒有不臣服的。把諸侯國改置爲郡縣，人人安居樂業，不必再擔心戰爭，功業可以傳之萬代。您的威德，自古及今無人能比。”始皇十分高興。
博士齊人淳于越上前說：“我聽說殷朝、周朝統治天下達一千多年，分封子弟功臣，給自己當作輔佐。如今陛下擁有天下，而您的子弟卻是平民百姓，一旦出現象齊國田常、晉國六卿之類謀殺君主的臣子，沒有輔佐，靠誰來救援呢?凡事不師法古人而能長久的，還沒有聽說過。剛纔周青臣當面阿諛，以致加重陛下的過失，這不是忠臣。”始皇把他們的意見下交 羣臣議論。
荀子高足、韓非子的師兄弟丞相李斯再次發表高見：“當今皇帝已統一天下，分辨是非黑白，一切決定於至尊皇帝一人。可是私學卻一起非議法令，教化人們一聽說有命令下達，就各根據自己所學加以議論，入朝就在心裏指責，出朝就去街巷談議，在君主面前誇耀自己以求取名利，追求奇異說法以擡高自己，在民衆當中帶頭製造謗言。象這樣卻不禁止，在上面君主威勢就會下降，在下面朋黨 的勢力就會形成。臣以爲禁止這些是合適的。我請求讓史官把不是秦國的典籍全部焚燬。除博士官署所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詩》《書》、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地方官那裏去一起燒掉。有敢在一塊兒談議《詩》、《書》的處以死刑示衆，借古非今的滿門抄斬。官吏如果知道而不舉報，以同罪論處。命令下達三十天仍不燒書的，處以臉上刺字的黥刑，處以城旦之刑四年，發配邊疆，白天防寇，夜晚築城。所不取締的，是醫藥、占卜、種植之類的書。如果有人想要學習法令，就以官吏爲師。”
秦始皇下詔說：“可以。”
在這次咸陽宮的宴會上，發生了一場“師古”還是“師今”的爭論。就是時刻不忘恢復周禮爲己任的儒家士人，再次發難郡縣制。爭論的結果卻引發了焚書之舉。李斯爲了“別黑白而定一尊”，樹立君權的絕對權威，向秦始皇提出焚燬古書的建議。這種釜底抽薪式的控制思想言論的做法，顯得粗暴而野蠻。
在焚書的第二年，又發生了坑儒事件。坑儒不是焚書的直接繼續，而是由於一些方士、儒生誹謗秦始皇引起的。
焚書坑儒在中國歷史上是極其殘暴的事件：一是使先秦大批文獻古籍被付之一炬，給中國文化造成重大損失;二是使春秋末葉以來蓬勃發展起來的自由思索的精神，遭受了一次致命打擊;三是爲後世文化專制政策的推行開了惡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