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太伯，又稱泰伯，吳國第一代君主，東吳文化的宗祖。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解答。
如果沒有“吳國”的“定語”，光看“開國帝泰伯”以及“讓皇位”這些“標題關鍵詞”，猛一下子，還真未必就悟出講的是三千多年前的那一段。
首先，“開國”不“開國”的，故事發生的歷史時期，“帝”這個字，都只屬於一個人，就是商國(又稱“殷”、殷商帝國)的君主;同期任何人，無論多麼偉大，在所有史籍中，都不會被稱爲“帝”。
其次，“泰伯”之稱，也基本屬於文章作者的創造。也正是因爲這個創造，筆者沒能一下子就領悟到文章講的到底是哪段。因爲，在被今人認定具有較高權威性的相關史籍《史記》(又名《太史公書》)中，對那個歷史人物，在不同篇章裏，都稱“太伯”。
太伯、泰伯，雖只一字之差，卻完全是不同的!按照筆者對與古籍述說習慣和針對相關歷史的有限追溯、考證，“太伯”之稱，蘊含兩層含義——伯，是指“老大”、長子;太，是尊稱或者人名。不管是尊稱還是人名，字不同了，所指也肯定會不同。
再有，就是“皇位”——皇位，大概指的是“皇帝大位”。皇帝，作爲專有指代性名詞，最早的出現是在公元前221年，被武力統一“天下”的秦國國王嬴政“自冠”，傳諸後世，直至公元1912年清帝國最後的君主愛新覺羅·溥儀“遜皇帝位”而止。三千多年前“太伯”那時候，肯定是沒有“皇帝”之稱的。
所謂“三皇五帝”，是後世史家(以《史記》主要作者司馬遷爲最主要代表)對於只有傳說沒有記載的“遠古聖君”的假想式尊稱。三皇，說的是女媧氏、伏羲氏、神農氏(又稱“炎帝”);五帝，則指——黃帝、顓頊、嚳(又稱“帝嚳”)、堯(又稱“唐堯”)、舜(又稱“虞舜”)。“三皇”不多說了，名稱中都帶“氏”字，基本可以理解爲“氏族公社”，更可能是指將若干氏族公社聯合起來或在若干氏族公社中突現出領導地位的某個氏族公社，指代的是羣體，而非唯一排他的生命個體。“五帝”就算個個能對應具體的“個人”，也都比“太伯”早了很多;而且，就算叫做了“帝”，也跟“皇”不搭邊，更別說“皇位”。
總之，“太伯”那時候，沒有“皇位”這一說。根本沒有!不管怎麼“娛樂”，都不能那麼說。同期，“帝”，也是唯一排他的稱謂，任何其他人都不會使用、被使用。
那篇標題就最起碼三個“本質性”錯誤的文章，講到故事當時“大小軍閥各霸一方擁地稱王……其中有個周部落相當昌盛，有鶴立雞羣之勢。”這說法，大有“三國殺”味道，幾乎完全跟“可能的事實”不搭邊!而且，存在着表達上的邏輯混淆——都“各霸一方擁地稱王”了，怎麼“相當昌盛”、“鶴立雞羣”的“周”還叫做“部落”呢?!
軍閥，是現代詞彙，非要往前追溯的話，最早也就能到東漢末年(三國)那時候。具體解說，是另外的話題。
稱王，對不起，在那時候，根本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因爲，那時候，“王”這個字，還是動詞，現代讀音爲四聲，同“旺”，不是用來“稱”的。這也是另外的話題。
“各霸一方”、“擁地”，也基本不“靠譜”。那時候，殷商帝國雖已日暮西山，卻鐵定是仍然牢牢佔據絕對主導地位，軍事、經濟、疆域、人口，幾乎所有方面，都強於、大大強於周邊其他政治勢力!之所以從史籍上看“彷彿”是“一觸即潰”，是有着方方面面深層次諸多因由的;非要概括的話，可以藉助易中天先生用來形容“大清之亡”的話——亡於“制”而非亡於“政”。即：強大的殷商帝國的滅亡，根本上，是制度的原因，制度腐朽了，所以“一觸即潰”。其“制度”及其“腐朽”，又是另外的話題。
相當昌盛、鶴立雞羣，這樣的形容，也肯定誇大。周部族，具體講，是殷商帝國冊封的叫做“西岐”的國家，在太伯那個時代，的確屬於殷商帝國的“屬國”中發展較平穩的，但肯定談不到“昌盛”，更毋論“鶴立雞羣”——如果真的是“相當昌盛”、“鶴立雞羣”，到不了“後來”，當時，就會被強大的殷商帝國嚴酷打壓，甚至乾脆滅國。
事實上，在以今河南省爲核心地域的殷商帝國的主流統治時代，西岐、後來的“周”，地處相當於“邊疆”的“岐下”(岐山腳下，今山西省寶雞、鳳翔、扶風一帶)，是一個人口和“綜合國力”都跟殷商帝國完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的“邊陲蕞爾小國”。先秦奇書《山海經》中，這個國家，被歸入《大荒西經》——在周王朝已經成爲“天下共主”的時代，其發祥的“西岐”，仍被“權威”地列入“大荒”範圍。
再是那文章中說的什麼“帶了三千多隨從”之類，就更形同笑話——大概是受了大幾百年後戰國時期“門客三千”說法的薰染吧。“門客三千”是早期的“門閥”，形成於遠比還叫“西岐”的“周”強大(疆域、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完整(高度國家化)的“稱王”的諸侯國，在三千多年前(公元前十二世紀中後期)的“太伯”時代，別說三千，能帶走三十個隨從(無論男女老幼)“出走”、“不告而走”，都很難說能實現。因爲，那時候，就是國君，也就是“太伯”的父親“古公亶父”，身邊都未必會有幾十個隨從;整個國家的武裝力量(只能說“武裝力量”而不能說“軍隊”，因爲還沒有真正完成“國家化”進程，“軍隊”尚不具備完整構成和專項發展的內外條件)加在一起，有沒有兩個到四個“三千”，都是大大問號!
(二)回溯史籍看故事
“讓皇位”文章所講的“故事”，主要是被稱“太王”的“古公亶父”(“公”爲慣例的尊稱，“亶父”是對這個人的專有尊稱，可合稱“公亶父”，而“古”，很可能是名字)有三個兒子;本應立老大“太伯”爲“儲”，而卻立了最年幼的老三“季歷”這段事情;提出疑問的是這樣的“非常規”因何原由，是老大“讓”的結果，還是“被逼”。
關於此，不妨拜讀一下有關經典史籍：
先看《史記·周本紀》相關敘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這段裏，老二也就是太伯的二弟、季歷的二哥，被稱“虞仲”。仲，老二的意思，虞，應該是名字。講清楚的是“讓”字。但存在可以琢磨琢磨的“疑點”。主要三個：
一是，“皆賢婦人”，說季歷的母親(太姜，“太”爲尊稱，姜是名字或姓)、妻子(太任，又作“太壬”，“太”是尊稱，“任”或“壬”是名字或姓)都“賢”，“生昌，有聖瑞”。是說因爲母親和祖母的“賢”，才生下了“有聖瑞”的“昌”(姬昌，及周文王)，還是怎麼?結合上下文和史籍呈現給後人的“結果”，似乎表達出這樣的意味——立老三季歷爲“儲”，是因爲他有個“有聖瑞”的兒子“昌”，而這個就算那時真就就已然存在、肯定還是“小屁孩”的“昌”，之所以“有聖瑞”，更取決於母親乃至祖母的“賢”。亦即：決定“太伯”這輩人繼承權的最本質因由，在於他們兄弟誰有“賢”的母親和妻子!引申：國家的前途，取決於貴族女性的“賢”。這在父系絕對主導的當時，對於最晚也是在“成事”緊後就嚴格推行基於父系血緣的“宗法制”的“周王朝”來講，是不是有點兒離經叛道的“前位”啊!
二是，所謂“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倒是把“讓”字講清楚了，可不清楚的是，長子“讓”，次子跟着起什麼哄啊?難道是因爲長子“讓”了，次子就“法定順序”地變成了“法律意義”上新的長子，所以也得跟着一塊兒“讓”?還是，次子跟長子“同氣連枝”(比如是同一個母親所生)，所以成了“連體兄弟”?再有，無論長子還是次子，肯定比老三要年長的哥哥們，有沒有後代?哪怕是沒呈現“聖瑞”的?《史記》爲突出“昌”也就是偉大的周文王的“天授真命”，就只提了他小人家而沒提堂兄弟(有還是沒有、都有誰、都有什麼問題)，咱今人，只要還有一絲絲思考、懷疑、思考着懷疑的精神，大抵，還是應該想想吧。
三是，所謂“讓”的方式——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亡，逃亡、逃跑的意思;荊蠻，在這裏概念性指代“荊”類植物茂盛的“蠻”地，可以理解爲長江流域。就當時條件而言，從“岐下”的陝西關中地區，去到長江流域(不管哪段)，都是“有去無回”的“絕塵之旅”;而如史籍表明的那樣，他們是到了長江下游的“吳地”，這距離，就算今天，靠腳底板走，也差不多可以算“壯舉”了!幹嘛跑出那麼遠?是爲了“安全”還是什麼?別告訴我是循着“江南”的富裕發達去的，像“讓皇位”文章明裏暗裏表示的那樣。“江南”的“崛起”，最早也是他們之後一千多年的隋朝，是“粟作文明”向“稻作文明”轉變的“劃時代”。如果他們那時候“江南”就很發達富庶，就不用——天哪——文身斷髮，扮作“蠻野之人”啦!綜合來講，這不僅是逃亡，更是不準備絲毫回首的“自我流放”!有去無回、自我流放，跟“讓”字怎麼對接?或者說，叫我們這些後人，怎麼理解“讓”這個字?!
《史記》中另外提到同一事件的篇章，是《吳太伯世家》，這樣敘述的：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餎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餎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
相比《周本紀》，《吳太伯世家》講得細緻了很多，其中老二也就是“太伯”的二弟的稱謂，出現了不同，謂之“仲雍”。這個稱謂，相比“虞仲”，跟“太伯”更“搭”——仲，老二的意思，雍，可能是名字。“虞仲”之稱，大概——如果不是“傳襲錄誤”或者簡單“重名”，就更應該是對於“仲雍”這一支再分封后的通稱，即“虞”國之“仲”。
這段中，也存有很多疑點，比《周本紀》還多、還耐琢磨。限於篇幅和本文主題，旁的且先擱置，單提一處——於是太佰、仲雍二人乃餎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對比看看：
周本紀：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
吳太伯世家：二人乃餎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
“乃二人”、“二人乃”，是一個意思——倆人於是。
去往“荊蠻”的“姿態”，“亡如”變成了“餎”，逃跑般去往，似乎變成了“欣然而至”。而對應這番區別，同樣的“文身斷髮”，“以讓季歷”卻變成了“示不可用，以避季歷”!不僅“讓”成了“避”，還要“示不可用”!
兩廂對照下來，似乎，前者的“讓”字，就摻進了“要不怎麼說，只能這麼說”的苦澀。逃跑、避讓、謙讓。怎麼都帶着點兒“迫不得已”的意思吧。
而後者卻更趨於表達“有計劃甚至是‘欣然’前往，爲的就是‘避’，而且是‘示不可用’地‘本質’的、‘永久性’的——避!”衍射出來的，還是、還只是“迫不得已”嗎?能不能品出點兒“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我們走了，不跟你們玩了”的味道?
所有上述，不僅是想爲“講故事”尋根覓據，也是“懷疑式思考”。從中不難看出，就是《史記》這樣經典的著述，也還有意無意留下了供後人思辨的“疑點”;今人不示所惑，不作“或然”之想就直通通換成想當然的背景去講故事，就算揭示出“疑惑”，也未免太過生動，欠缺敬畏之心。
(三)瞻前顧後看看這段故事
所謂“瞻前顧後”，說的是講一段歷史故事時對故事發生年代“緊前”和“緊後”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的綜合考慮。事實上，在筆者創作歷史小說時，對於資料、史籍的參照、理解，都是循着這般“套路”的。如果不瞻前顧後，故事就可能顯出“斷層”般的突兀、蒼白，或者爲彌補突兀、蒼白而“演義”，而容易脫離“當時的現實”;再要是要講的故事綿延年代較長(通常在長篇歷史小說中容易遭遇此類情形)，各個段落都沒瞻前顧後得“適當”或說“妥帖”，很容易就“講亂”或者徹底湮沒於“自說自話”的“瞎編”。
由於“歷史原因”，筆者有幸參研了“周”的崛起這段歷史，並就其做小說式著述(已成全作)。相關的“瞻前顧後”，簡言之，大致如下：
太伯的父親“古公亶父”治政早期，也就是太伯還沒出生或者只是“小屁孩”的那個時期，主流政權殷商帝國，正經歷由“極盛”驟然衰敗的階段，短短二三十年間五易國主(帝)並遷都，曾經因爲壟斷青銅鑄造技術及其所有產業而無比強大的帝國，如同跌倒的巨人;試圖挽回頹勢、復興國家的統治者，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始終還是在既有格局和頑固的巫鬼崇拜中徘徊，導致錯招連連、不進反退、天下塗炭、怨聲載道。
同期，因爲務農和“先天不足”的周邦前身的政權(史冊上一概稱“周”，並不嚴謹)，由於弱小、農業性格(不好戰、缺乏侵略性)等原因，愈發“邊緣化”;但由於農耕生產方式的“穩定性”和“必須”的屬性，這個還不能算是“國家”的族邦，在艱苦、險惡的環境下，本着求存意志(只是“求存”)，卻呈現緩慢而平穩的發展壯大趨勢。如果她更弱小，或許還可以通過遷徙這樣的原始方式，避開、更加避開日益頹廢、猙獰、殘暴的殷商帝國的打壓;可具有了一定規模(人口過萬甚至打數萬、人口結構穩定且合理、治政體系日趨完善)的現狀，迫切需要地域上的穩固;因而，在古公亶父這代，“永久定居”和“合理應對中心政權(殷商帝國)”，就成了最核心的政治任務。
他們通過“最後一次遷徙”，定居在了相對更加遠離殷商帝國中心地帶(今河南省)的“岐下”(今陝西關中地區)，與“帝國”隔着包括岐山、黃河這樣的天然屏障在內的相當遙遠的距離，呈“輕易打不着”姿態，再以農業部族性格中的溫善，積極地、平和地，吸引、凝聚周遭更弱小的部族、邦國，形成鬆散的類似政治聯盟的關係。
然後——注意，關鍵的、天才的、劃時代的步驟來了——爲這個鬆散的政治聯盟，尋求一個“老大”。
你“周”不就是老大麼?
不!不是!因爲，她還不夠格!遠遠不夠!!
她得帶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周邊小邦，尋求一個夠分量的靠山。這個靠山，不能是將他們視作奴隸、僕從和“耗材”的殷商帝國，但須得具有讓殷商帝國顧忌甚至大大顧忌的實力、地位。這樣，之於青面獠牙、侵略性極強的殷商帝國，她才能安全地存在、悄然地發展。
哪有那樣的靠山?殷商帝國強大如彼，會有什麼勢力可以讓其顧忌，還大大顧忌?
還真有!而且，有兩股!就是殷商的“師國”，莘、摯。
何謂“師國”，是另外的話題。當時，古公亶父那時候，這兩個“帝師之國”其中的“莘”，只剩下了名義上的政治地位，當仍不是殷商帝國“想動就能動”的;而“摯”，雖綜合國力遠不如殷商，卻傳統地保有着足以令殷商帝國“大大顧忌”的強悍武力。
有些未必多“真”卻表達“合理”的資料，或明或暗地表明：“周”在岐下定居後，跟舉國遷徙的“莘”，相距不遠，因而藉助其所掌握的比較先進的農耕技術，給予了因遷徙而百廢待興的莘國很大幫助，以至於被允許向其“稱臣”，甚至在後來，還構成了“聯姻”關係——周文王姬昌的“正妻”太姒(“太”是尊稱，“姒”是名字惑姓)，就是莘國人。《詩經》開篇的《關雎》，所形容的，就是姬昌與太姒的愛情故事。
類似資料還“透析”出一個挺重要的信息，就是——姬昌的父親季歷(王歷)的妻子太任，來自比莘國更有分量的“帝師之國”摯。季歷的母親“太姜”，則很可能與“羌戎”有關，甚至可能就來自“羌戎”。而“羌戎”，則是對殷商帝國只是“半臣服”的“戎狄之邦”，具有很強的侵略性和相當的軍事實力，是爲“姜”姓的最本源。
如果這些都多少有影兒，那簡直可以認爲，古公亶父爲自己的族邦“找靠山”的政治動作，結果是相當理想的!
當然，作爲弱小的“求人”一方，“周”及其古公亶父，肯定不可能“萬事如意”。其中有可能一個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聯姻”的“被動性”——聯姻可以，但你蕞爾小國跟我帝師之國聯姻，肯定是“高攀”，得是我們挑你們，就算我們是嫁去女孩子，也得由着我們的女孩挑你們的男孩。這個，如果算是“條件”的話，對急於促成“高攀”的“聯姻”的古公亶父及其“領導集體”來說，很可能會被接受。甚至可能是被“欣然接受”。
於是，問題來了——按照“周”的農業部族自我定義的傳統，君主之“儲”，當爲“嫡長子”。太伯，算不算“嫡”不知道，但應該是“長子”;甚至可能，因爲這個“長子”的“長”，在其父“聯姻”的時候，他已然有了妻室家小，很容易被強大的、高高在上的聯姻對方pass掉，就便他當時尚未成家、沒有妻小，被pass掉的可能性，理論上，仍至少是三分之一。
關於“昌”也就是周文王姬昌的出生，自古以來，就有兩說：一是說他是季歷、太任婚後所生的獨子;二是說他是季歷和太任的“非婚生子”;極大可能出身於“帝師之國”摯的太任，因爲這個非婚生，而唯一排他地被摯國索性嫁去了“周”，完成聯姻;而之所以構成“非婚生”的事實，是因爲季歷很年輕(甚至是少年時)就因爲某種“天然特質”(在故事發生時代，天然特質，包括今天共識的各種“天賦”，也包括巫鬼文化中占卜等方式被“神示”的才具、因緣之類)，而被殷商帝國徵召爲神職人員(祝師)。在巫鬼崇拜的殷商帝國，祝師、神職人員，地位很高，但並沒有後來某些宗教界定的“禁慾”之類的約束;甚至某種意義上，在兩性方面，比普通人甚至世俗的貴族，還更有特權、“便利”。
當然，這些都不足據，只是根據一些未必靠譜的資料並加以了演繹、補充而得出的“推測”。但不管怎樣，有一點可能還是比較靠譜，就是選擇季歷爲“儲”，跟旨在找靠山的政治聯姻有關。
基於此，甚至可以認爲，打破“嫡長爲儲”的規則，是古公亶父向政治聯姻的妥協。
如是，不妨想想看——你們“周”是長子爲儲，而我卻選了你的幼子聯姻;我們聯姻的結果、所生的“嫡長子”，就必須是接下去的“儲”，所以，你“周”邦須得自己“搞定”箇中可能存在的問題、隱患。
如此情境下，設想這樣的“故事”：
爲確保聯姻的季歷成爲“儲”，比季歷年長(肯定更成熟，甚至更有勢力)的大哥二哥，你“周”邦“處理”不好，就來我這裏吧。
那不成人質了?!
人質的話，一個搞不好，豈不就玩死了?!
很可能已經垂垂老矣的古公亶父，帶着還很年輕的老三季歷，或者單獨，跟老大老二聊：走吧，孩子們;有多遠走多遠!別讓他們找着!就算讓找着了，也讓他們覺得你們都已然“廢了”，對你們弟弟季歷，構不成任何威脅。不然，你們危險，季歷也危險，邦國更危險……
老大老二可能還問哪——啥叫有多遠走多遠啊?
古公亶父沉吟良久，長嘆道：反正，走了、走遠了，總好過去當人質吧……
於是，哥兒倆走了。在一個不容易引起別人注意的時候，以一種不容易引起別人注意的方式。父親、弟弟，或者他們信得過的代表人物，送出老遠，留下話：別想着回來。相信你倆，有志氣、有本事，不僅能活下來，還會活得挺好。所謂狼行千里吃肉。你們這樣的漢子，就是到了天涯海角，都沒什麼可怕的……
到底是不是這樣，或者這番猜測、推想，有沒有一絲一毫“趨於真實”，不知道。但自以爲，還有着那麼一縷上古的質樸的“環境感”。只是“講故事”的話，湊合能“過得去”、“像那麼回事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