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漢宣帝的影響力和名氣爲何遠遠不如漢武帝呢?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漢宣帝劉詢，本名劉病乙。他是戾太子劉據之孫，漢武帝劉徹曾孫。
漢武帝晚年時發生巫蠱之禍，戾太子被奸臣江充害死，漢宣帝流落民間。
武帝臨死時，指定幼子劉弗陵爲繼承人，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劉弗陵死而無子，霍光最終選定戾太子流落民間的孫子，劉病乙爲皇帝。
霍光死後，漢宣帝開始親政。
在國內，宣帝根據地方官員的政績進行賞罰，中央公卿大官有空職，就提拔那些政績優良的地方官擔任。這是選賢任能，“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宣帝自幼生長於民間，知道那些苛酷的官吏是如何殘害百姓的。於是下詔說：“地方上監獄，如果有罪犯死在其中，必須向中央上告。”還下詔說：“地方上有疑案，移交給廷尉處理，廷尉不能處理的，由皇帝親自處理。”
每年秋後，宣帝常常齋戒獨居在宣室，處理各地疑案，”獄刑號爲平矣“。
在國外，宣帝鞏固了大漢與烏孫、西域諸國的關係，維護了公主劉解憂家族在西域的影響力。與烏孫、西域一起，多次對匈奴人展開了打擊性的軍事行動。
匈奴衰弱以後，宣帝扶持呼韓邪成爲匈奴大單于。從宣帝時期開始，到西漢滅亡，匈奴一直臣屬於大漢，從未發生過叛亂。
從政績上來看，宣帝無疑是一位明君、能君。
漢武帝一生都沒有徵服的匈奴人，最終跪在了宣帝的面前。爲什麼宣帝的影響力和名氣，卻遠遠不如漢武帝呢?
《反經》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
荀子曰：“人主者，以官人爲能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也。”
提拔賢才，選賢任能，是君主該做的事。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是人臣該做的事。
審查案件、讓受審者心服口服，有專門的官員負責，皇帝親自去做，就不太合適了。
宣帝爲了保證獄事公正，還專門設立了廷尉平一職。
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如今聖明的皇帝親自處理案件，就算不設置廷尉平，獄事也必定歸於正道。如果想讓後世也享受這種福分，不如更改律令。律令一被更定，百姓就知道該避開哪些犯法的事，奸詐的官吏也無法再作威作福。如今不處理獄事混亂的根本，而設置廷尉平去治理它的末端，等到政治衰敗、聽獄懈怠之時，廷尉平這個官職，必定會依據自己的權力成爲亂首。”
漢宣帝時期，西漢疆域達到巔峯
宣帝沒有理會這一上疏。
漢武帝時國家多事，稅收繁重，很多貧窮的百姓迫於生計，而去觸犯法律。犯法的人太多，只好增訂律令。武帝死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涉及的條目太多，即便是專門掌管法律的人，也無法看完每一條律令。
所以常常出現各地有各地的斷案習慣，相同的罪過被判了不同的刑罰，但是都能從現有的龐大法律中找出斷案結果的合理之處。
這掀起了一股腐敗之風，只要你有錢，官吏能把死罪斷成活罪，能把活罪斷成無罪;如果沒錢，就會遭到官吏狠狠的報復。
連官吏都無法看完法律的每一例條目，更別說百姓了。百姓不熟悉法律，連自己爲什麼被判爲“犯法”都搞不清楚，只能任由貪官擺佈。
只要重新修訂律令，百姓就知道怎樣避開犯法之事，官吏就無法巧文弄法。
到了宣帝的孫子漢成帝時，“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
法律多達一百多萬字，連老官吏都搞不清楚某些律令到底是從哪裏來的。
宣帝聰察強毅，既聰明，又有手段。如果他肯修定律令，一定可以成功。
可惜的是，宣帝寧願親自處理疑案，也不願修訂律令;寧願被粗枝末節死死纏住，也不願徹底剷除它們。
宣帝是少有的明君與能君，只可惜他只將繁榮盛世帶給自己那一代的子民。他留給後世的唯一貢獻，就是降伏匈奴大單于。
對比漢武帝，漢武帝認爲匈奴、西羌、朝鮮、百越對後世有威脅，就直接帶兵攻打他們。這些敵人有的被滅，有的被打廢。
武帝認爲丞相權力太大，就設立只忠於皇帝的尚書檯，剝奪了丞相的權力;他認爲國家稅收太少，就發明了鹽鐵官營，增加稅收。
武帝的很多政策都流傳到了後世，可以說，中國兩千年的封建集權制度，是由他和秦始皇兩人發明並完善的。
這就是宣帝比不上武帝的原因，他只追求粗枝末節，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事情。
如果讓宣帝的聰明才智徹底發揮，將深深刺痛西漢的各種問題解決，例如：伴隨西漢一生的外戚干政問題、伴隨西漢半輩子的酷吏治國問題。
可能正是因爲宣帝缺少帝王氣度，習慣於小民處理粗枝末節的手段，導致他無法擼起袖子，放開雙手去幹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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