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編知道讀者都很感興趣崇禎爲何剛除掉魏忠賢又大量啓用宦官?，今天給大家帶來了相關內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崇禎繼位之初，一切事務均由魏忠賢等人主持，甚至朝臣進官也要聽從內侍宦官的安排。面對魏氏閹黨的囂張氣焰，面對如此強大的政治壓力，一個年僅十七歲、缺乏經驗、新繼位的小皇帝，如何承受?如何應付?人們不免有些擔心。爲了擺脫他人的鉗制，保住自己尚不穩定的地位，崇禎深思苦慮，頗費了一番苦心。對魏忠賢，他採取避其鋒芒、恩寵有加的麻痹戰術。崇禎即位不久，魏忠賢爲了試探崇禎的虛實，曾請求辭位。崇禎不許，並借宣川之捷之機，對魏忠賢加官進賞，蔭魏忠賢爲錦衣衛指揮同知。與此同時，崇禎不露聲色地對其它閹黨黨羽實行各個擊破戰術。首先，令客氏搬出外宅，除去客氏再找藉口貶李夔龍、阮大成、崔應元等人。爲了防止閹黨勢力的膨漲，崇禎恩威並用，對親魏勢力進行打擊崇禎的這些舉措，引起閹黨內部的分化。
御史楊維垣接連上書，彈劾同黨兵部尚書崔呈秀，許多問題已涉及到魏忠賢，只不過他還不敢把矛頭直接對着魏氏。朝中大臣更不斷有人上書彈劾魏氏。工部主事陸澄源、兵部主事錢元懿、刑部員外郎史躬盛等都相繼上書，矛頭直指魏忠賢。浙江海鹽貢生錢嘉徽在上書中明確列舉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並帝、蔑後、弄兵、無二祖列宗、剋剝藩封、無聖、濫爵、邀邊功、朘民脂膏、通同關節(《國榷》卷88),這十大罪狀足以致魏忠賢於死地。朝臣的這些奏書，使崇楨對剷除魏氏勢力增加了信心，他認爲懲處魏氏的時機已到。於是，魏忠賢被召入，內侍向他宣讀了朝臣的奏章，他聽後十分恐懼。此刻，魏氏勢力已大大削弱，爲了保住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魏忠賢重賄崇禎的太監徐應元。徐應元本是魏忠賢手下的太監，崇禎即位後漸受重用。魏忠賢使徐應元爲他說項，想以辭去東廠印爲代價，換回身家性命，然後再圖謀東山再起。崇禎自然不會給他這種機會但爲防止魏忠賢狗急跳牆，他同意魏忠賢交出東廠印、稱疾辭官的請求。
同時，加緊對閹黨大規模的清除，撤職的撤職，下獄的下獄，免官的免官， 閹黨勢力遭到沉重的打擊。同年十一月，崇禎下諭，謫魏忠賢至安徽鳳陽祖陵司香，籍沒魏氏、客氏家產。徐應元也因爲魏忠賢說情而被謫戍獻陵。不僅如此，崇禎要對魏忠賢斬盡殺絕，以絕後患。他下令命錦衣衛“扭解押趕，跟隨羣奸，即時擒奏”。魏忠賢此時正在去鳳陽的路上，行至阜城，同黨向他密報崇禎諭令，他知道已無法挽回敗局，無可奈何之下上吊自殺了。
魏忠賢一死，餘黨成了無頭之鳥，七零八落。史載: “時黨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上不動聲色，神明獨運，無一人之助，而誅逐元兇，再安社稷， 天上翕然誦聖智焉。”(《明季北略》卷三)崇禎在剷除閹黨時的表現，顯示出他的機智果斷與成熟幹煉。
崇禎以嚴厲的手段結束了明代歷史上最黑暗的宦官執政的時代。
崇禎元年春，他下諭:“內臣非命不得出門”，以防內臣干預朝政。然而就在他努力清除宦官專權的同時，又在重蹈其父兄的覆轍。崇禎二年，太監曹化淳被任命爲提督江南織造;不久，又令他提督東廠;後又蔭錦衣衛指揮僉事。崇禎又任命高啓潛監寧錦兵餉;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唐文徵親督京營，王應朝監行營;馮元升核軍訖，令佔直勞軍。崇禎四年，又使內臣王應朝、鄧希紹等監視關，寧、薊鎮兵糧及各邊撫賞(見《明史，本紀》)，並將"察吏詰戎予奪大柄，僅付二三閹寺”(《明史.姜應麟傳》)。宦官內侍又開始逐步掌握朝中的政治、軍事，經濟、監察、任免，法律大權，大權在握的宦官內侍“自是銜憲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司，羣相壅蔽矣"
從表面上看，崇禎一手嚴厲打擊宦官，一手又積極扶持宦官，似乎很矛盾。實際上，崇禎打擊的只是以魏忠賢爲首的閹黨，而不是針對宦官。因爲閹黨勢力對崇禎存在極大的威脅，其時“黨勢甚熾，外廷洶洶，慮有他變”，且魏氏黨羽做惡多端，民憤極大，除掉閹黨對平息民憤、安撫民心、樹立威信、穩固統治有益無害。崇禎對宦官之禍的認識以及處理手段都是基於維護自己、維護皇權的立場之上，他不可能對宦官之禍有更深刻的認識。《明史》言:宦官內侍之流，“若用爲耳目，即耳目蔽，用爲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卷74《職官三》)。
其實，宦官之禍不是任用某個宦官爲心腹的問題，而是整個封建制度，特別是用人制度弊端的反映。宦官與朝臣都是身居深宮的皇帝聯繫外界的耳目，專制主義集權制度限制了國家機器由更多的人蔘與操縱，皇帝高高在上且又身處深宮，缺少與外界的直接聯繫，多靠朝臣的奏章，上書瞭解軍國大事。然而，一旦言路被堵塞，他的視野也就被封閉了。於是，只能尋找心腹以爲耳目，這個心腹或宦官或外戚或權臣。國家機器運轉的好壞，也只能聽憑這些操縱者的了。雖然崇禎在對閹黨的鬥爭中，“無一人之助”而“神明獨運”，表現了不凡的才幹，但做爲皇帝，一 人操縱如此龐大、如此沉重的國家機器，並使之正常運轉，縱有天大的本事也是不可能辦到的。因此，崇禎一上臺，用人問題就迫在眉睫。
崇禎繼位後，閹黨雖然遭到了打擊，但黨爭並未結束，朋黨間的對立與爭鬥仍在繼續。首先，官僚士大夫間的門戶之見甚深，都期冀乘機擴大勢力，排斥異己。此外，閹黨餘孽仍想尋找時機重振昔日之威。鑑於天啓朝東林黨與閹黨之爭的教訓，崇禎對黨爭異常敏感，尤其是對大臣植競更是嚴加防範，因此，對大臣普遍存在猜忌心理。崇禎在位十七年，先後命相五十人;周延儒、溫體仁、楊嗣昌等雖無才幹，但善於奉迎， 而且常以“黨比"罪名加於對手身上，因此博取了皇帝的支持與同情。崇禎對他們大加讚賞，視爲心腹，而許多有識之士則在黨爭中或遭排擠或被置於死地。
黨爭的結果，使原本就人才缺乏的明朝，陷入更加嚴重的境地。一些爲官爲宦者除醉心於黨爭外，對朝廷大事莫不關心，也加深了崇禎對朝臣的不滿與猜忌，增加了他惱怒。於是，也把用人的砝碼放在了內臣身上。崇禎曾說：“文武各官，聯未嘗不信用，誰打起精神實心做事?只一味朦徇諉飾，不得已差內臣查覈，原出一時權宜，若是參來不行，差他做什麼?你們外臣果有肯做事，朕何必要用內臣。”崇禎九年，以張元左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時內臣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赴任，張元左卻三日仍未出發，崇禎對閣臣嘆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用內臣耶“此番話既有對內臣的偏袒，也道出了崇禎的無奈。可見明朝吏治混亂，積重難返。
崇禎任用內臣，排擠掉一些有才幹之人，以致內外臣矛盾日益尖銳，軍國大事無人過問。此時此刻，農民起義軍的力量日益壯大，東北的女真族也日逼南下，而明朝內部卻“無事稟成爲恭，寇至則推諉百出”(《明史紀事本末》卷74)。文官愛財，武將怕死，監軍的宦官不懂軍事，卻大權在握，常常貽誤戰機。 崇禎信任宦官的結果也是他始料不及的。李自成率領農民軍攻入北京之時，內侍曹化淳開城門投降，其他親信也都驚慌失措，竟語“吾黨富貴自在也”，將皇帝拋在一邊，只有內侍王承恩隨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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