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小編一起探尋歷史上真實的商鞅。
商鞅確實“薄情寡義”。但嚴格來說，這個字眼在他這裏並不能被視爲貶義詞，畢竟如果他不刻薄的話，秦國的變法壓根就不會成功。
爲了直觀的理解這個概念，我們將商鞅跟春秋時期秦國著名的著名“五羖大夫”做對比。實際上，這個對比，是商鞅本人提出來的。
公元前340年，公孫鞅率領秦軍大破魏軍，魏惠王被嚇破了膽，“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河西之地，是幾十年前，魏國的一代雄主魏文侯、傳奇兵家吳起，生生從秦國手中奪去的。
可想而知，如今這件壯舉對秦國意味着什麼：徹底推翻了魏國的壓制，逐鹿中原的“任督二脈”被徹底打通。
秦孝公大喜之下，兌現了當初在求賢令中許下的諾言，將商於之地十五邑封給了公孫鞅，並賜爵“商君”，商鞅之名，由此而來。
可以說，經此一戰，秦國徹底推翻了壓在自己頭上的大山，商鞅也用實際效果證明了自己變法的正確。對此，他也頗爲自負，甚至喜滋滋的問趙良，自己跟五羖大夫相比，誰更牛掰?
五羖(gǔ)大夫，即百里奚，是秦穆公時期的名臣。此人年輕時貧窮不堪，後來在小國虞國謀得了大夫的職位，但卻在虞國被滅後慘遭晉國俘虜;後來，他又被當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國。對此他深感羞辱，因此憤而外逃，卻在楚國境內被抓獲。
聽說百里奚有治國大才的秦穆公得知後，設計用五羖羊皮(五張黑羊皮)贖回了他。接下來雙方相談甚歡，百里奚被委以國政。因此秦人稱之爲：五羖大夫。
百里奚相秦期間，對內實行善政、教化百姓、招攬賢才;對外施德於諸侯，樹立秦國威信，“三置晉君，一救荊禍”。後人認爲，百里奚是秦穆公稱霸天下的最大功臣。
與之相比之下，商鞅對秦國的功績同樣毫不遜色。百里奚幫助秦穆公在春秋時期爭霸，商鞅則推動了秦國在戰國時期崛起。從最終的影響力以及結果來看，後者甚至遠遠超過前者。
但結果相似，過程卻天差地別。
百里奚早年曆盡艱辛，飽嘗世間百態與人生坎坷，也讓他對下層人民的悲慘處境感同身受。因此，當他在秦國主政後，爲官清正、愛護百姓，爲人和善、平易近人，以身作則、生活簡樸，外出時甚至從不乘坐車馬，更不兵馬開道，與百姓打成一片，這在階級分明的春秋時代顯得難能可貴。同時，他主張“謀無不當，舉必有功”，輔佐秦穆公倡導文明教化，實行“重施於民”的政策，讓人民得利，受到了百姓的一致愛戴。
因此，當百里奚死後，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而商鞅則完全相反。
首先，他大張旗鼓的公開反對任何形式的仁義。
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
仁者能夠對別人仁慈，卻不能使對方隨之變得仁慈;道義之人可以關愛他人，但並不能讓對方也變得關愛別人。因此，所謂仁義，只會變成某些階層破壞規則、攫取特殊利益的幌子而已。
那麼，他的主張是什麼呢?簡而言之，是殺刑。
治民能使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國治必強。一國行之，境內獨治。二國行之，兵則少寢。天下行之，至德復立。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也就是說，用嚴刑峻法來治國，能使大罪小罪都不會產生，國家定會長治久安;一個諸侯國變強了，老百姓就會安居樂業;兩個國家都強大起來，就能以相互間的威懾力避免戰爭的產生;如果天下各國都強大起來，那就會相安無事、天下太平。所以，以法治國，看似冷酷無情，最終卻能保護民衆;仁義治國理念，只會造成社會混亂、權貴得利、百姓受苦，這纔是真正的殘暴。
因此，商鞅變法的主要手段就是賞和罰。有功必賞、有錯必罰，絕無例外，讓後來的韓非子也讚歎“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而這種體系的最大敵人，就是法外開恩，即遊離於法律體系之外的“情義”。即使是秦君本人，也不能出於私人的感情破壞規矩;秦國的一切爵位榮祿頒佈，都遵循公開而透明的條件，“人君之出爵祿也，道明”。這也是爲什麼商鞅要拿太子師傅開刀的原因。
如此完美的理論模型，要在複雜的人性社會中全面推行，各階層人民的不適應可想而知。而商鞅的手段也很簡單粗暴：殺。法令的管束讓你覺得太痛苦?那就讓你付出比這個痛苦還要殘酷百倍的代價!
於是，史書是這樣形容商鞅變法的殘酷：
凌轢公族，殘傷百姓;
臨水論囚，渭水盡赤;
號哭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
這也讓商鞅本人成了很多人的眼中釘、肉中刺。以至於他每次出門，必定前呼後擁、鳴鑼開道，周圍一圈圈的精銳甲士全程護佑，與五羖大夫百里奚幾乎完全相反。
那麼，難道我們就因此認爲商鞅的做法是錯的嗎?他是否也應該像百里奚那樣仁義治國?
答案是否定的。時代不同，所需要的政策也會完全不一樣。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各諸國之間的衝突與兼併雖時有發生，但名義上，周天子仍是天下共主，周王室的禮制仍餘威尚存，沒有任何一個諸侯敢公開踐踏“周制”;各大國間的博弈，也是以爭霸、獲得各方的推崇爲目的，戰爭規模有限、烈度也是點到爲止。
到了戰國階段，各大國已經完全撕破臉赤膊上陣，戰爭規模之大、手段之殘忍、戰果之血腥，已經徹底打破了以往千百年的模式，輸家一無所有、贏家大小通吃;爲了應對這種高強度的對抗，各國紛紛求變以圖強。
中原的魏國在魏文侯的帶領下，依託繼承自晉國的雄厚根基，首先開展了李悝變法，打破世襲貴族特權，選賢任能，賞罰嚴明;解放勞動力、鼓勵生產、發展經濟;頒佈《法經》，以法律而非貴族特權管理社會。
走在時代前列的魏國，首先嚐到了甜頭，狹小的國土，卻爆發出讓各國目瞪口呆的巨大能量，那時的魏國，對內統領三晉，對外痛毆秦國、打壓齊國、羞辱楚國，甚至創造了幾萬人擊敗幾十萬秦軍的戰績，一度稱雄戰國初期五十多年。
在絕對的實力面前，任何理論、套路都是虛幻;仁不仁義不重要，能富國強民就是好辦法。因此，當衛國人公孫鞅在魏國鍍了金、攜帶者《法經》來到秦國後，被秦孝公視爲救命稻草，賦予了其絕對的權力，在秦國這個深受魏國之苦的“夷翟之地”推行戰國最爲徹底的變法。當然了，一定要比魏國徹底，這是最起碼的原則。
商鞅的變法確實大功告成了，但代價就是他成爲了秦國各階層的衆矢之的。所以當商鞅發問時，趙良實話實說：商君，您不僅跟五羖大夫沒法比，而且命不久矣(君之危若朝露)。
果不其然，當唯一的靠山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爲了穩固統治，利索的拿商鞅當了替罪羊。因此，我們與其說商鞅薄情寡義，不如說伴君如伴虎。商鞅說到底也只是個實現君主意志的爪牙而已。但人們不敢指責王權，那就只好歸罪於商鞅這個“刻薄之人”了。這也是歷史上改革者向來沒什麼好下場的內在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