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編給大家帶來商鞅重刑的原因是什麼?感興趣的讀者可以跟着小編一起看一看。
歷史上，商鞅對百姓並不殘忍，甚至可以說他是愛民的。之所以我們會留下商鞅對百姓殘忍的印象，這和《史記》有關。
首先，商鞅重刑並不是爲了壓迫百姓，而是“以刑去刑”
歷史上，大多數文人將商鞅評價爲“刻薄寡恩”之人，這主要和商鞅推行嚴苛的法律有關。在封建社會，禮治和法治同時並存。在儒家看來，禮治要重於法治，因此他們主張對百姓施行輕法。商鞅則是法家代表人物，主張對百姓施行重法。
但商鞅重刑並非是不仁愛的表現，它只是爲了嚴懲犯罪。記載商鞅變法思想的《商君書》中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也就是說用較重的刑罰可以減少犯罪，國家就能治理的好，而用較輕的刑罰則會縱容犯罪，國家就會陷入混亂。
商鞅不僅主張施行重刑，而且主張“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即“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這也說明，商鞅重刑不止是針對普通老百姓的，而是全體秦國國民。
太子贏駟，即後來的秦惠王
商鞅不僅是這樣想的，而且是這樣做的。公元前346年，太子贏駟觸犯了禁令，商鞅上奏秦孝公，要求對太子嚴懲。按照當時的法律，太子應該被處以黥刑。但由於贏駟是未來的國君，因此就由他的老師代他受刑。雖然太子沒有受罰，但“打狗也要看主人”，自己的老師受刑也是一種對自己的侮辱。
因此，我們能夠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商鞅施行重刑初衷是爲了減少犯罪，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護平民百姓的權益。而且商鞅施行重刑是針對全體國民的，即使是太子也因觸犯法律受到了嚴懲。
商鞅變法
司馬遷沒有客觀評價商鞅
開頭已經提到，之所以我們會留下商鞅對百姓殘忍的印象與《史記》有關。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評價商鞅的：
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幹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餘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馬遷爲商鞅定下了“天資刻薄”的總基調，這被後世文人所採納。司馬遷還將商鞅秉公執法的一些行爲看成是“少恩”的表現，比如懲治太子。司馬遷因此得出，商鞅被“車裂”而死是罪有應得。
評價歷史人物當然不能僅看一本書，再看看《戰國策》是怎麼評價商鞅的：
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 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告歸。
《戰國策》客觀的記述了商鞅變法所取得的功績，即“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道不拾遺”顯然是一種好現象，是有利於老百姓的。而且《戰國策》還記載了秦孝公想把君主的位子傳給商鞅一事，這一方面說明秦孝公非常認可商鞅的才能，另一方面說明商鞅秉公執法惹了不少人，秦孝公很擔心他的安全。如果商鞅接了秦孝公的班，自然沒人敢動他。但商鞅感念於秦孝公的知遇之恩並沒有接受，這說明商鞅絕非司馬遷口中的“刻薄寡恩”之人。
秦孝公死後，等商鞅輔佐秦惠王穩固住王位後就選擇了辭官歸隱。商鞅辭官歸隱，顯然是意識到自己變法得罪了太多人，如果不急流勇退，日後恐怕難以善終。但由於商鞅在百姓中的聲望太高，秦惠王擔心自己的統治會受到威脅，最後還是將其除掉。
爲何司馬遷會對商鞅做出不客觀的平均，這可能和他對法家的態度以及自身經歷有關。司馬遷曾經對法家有這樣一番評價：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
在他看來，法家不分高低貴賤的做法，會斷絕“親親尊尊之恩”。雖然能起到一時的效果，但並不能走遠，也就是“嚴而少恩”。從這能夠看出，司馬遷是站在儒家這一邊的，他非常鄙視法家輕視禮治的做法。
李陵
西漢雖然表面上獨尊儒術，但在司法上卻是“法家重刑”那一套。司馬遷由於爲投降匈奴的李陵辯護而遭受了宮刑，這使他更加痛恨法家。對於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他自然也不會產生好感。
結語
綜上所述，商鞅雖然推行重刑，但根本目的是爲了“以刑去刑”，即通過嚴苛的刑法減少犯罪。商鞅在執法過程中對國民一視同仁，即使是太子也受到了他的嚴懲。之所以我們會留下商鞅對百姓殘忍的印象，這與《史記》有關。由於司馬遷崇尚儒家，所以對法家的做法非常鄙夷，再加上他的特殊經歷，自然會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做出一些不客觀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