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知道唐穆宗的讀者，下面小編就爲大家帶來詳細介紹，接着往下看吧~
我們都知道，穆宗之父唐憲宗立志削平諸藩，在杜黃裳、裴度、李光顏、李愬等賢相良將的協助下接連討定了數次藩鎮叛亂，並於814年—819年間相繼掃滅了南部的淮西鎮、東部的淄青(平盧)鎮，將其肢解分化，使其餘各鎮懾服，中央權威遠達河朔三鎮，實現了短暫的“元和中興”。
然而，憲宗自即位初年起即開始對藩鎮用兵，至持續數年的淮西削藩戰爭開始後，及819年朝廷對淄青李師道發起的征討，中央財政逐漸難以應付龐大的軍費。與此同時，憲宗本人早已開始沉溺於享樂之中，他煉丹、修宮，渴望長生不死，最後於820年被宦官所弒。
憲宗的猝然死去，留下了一個國庫空虛、內部不穩的朝廷，一方面，前朝的弊政正阻礙着新朝的發展，而貌似臣服的河朔三鎮其實也正蠢蠢欲動。如何解決這一尷尬局面，成爲了新天子唐穆宗的當務之急。
爲了緩解財政危機，穆宗在宰相蕭俛、段文昌、崔植及杜元穎等人的支持下，開始了“休兵偃武”的“消兵”之策。
在陳述“消兵”的詳情之前，我們插入一段插曲：
初，劉總歸朝，籍其軍中素難制者送歸闕庭，(朱)克融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素不知兵，心無遠慮，謂兩河無虞，不復禍亂矣，遂奏劉總所籍大將並勒還幽州，故克融爲亂，復失河北矣。(《舊唐書·穆宗本紀》)
劉總是唐憲宗時的盧龍節度使，掌領着唐帝國東北部的幽州盧龍鎮，擁有防邊的重任，其地理位置造就了盧龍鎮相對獨立於朝廷、河朔二鎮(成德鎮、魏博鎮)的特殊地位。可以說，盧龍是對唐廷來說最爲難啃，也“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
話說回來，劉總在穆宗即位後，突然請求卸去本可以世襲的盧龍節度使之職，併爲朝廷擬下了近乎“完美”的分化盧龍之策：
分盧龍爲三鎮，分別授“寬簡得衆”的張弘靖(朝廷文臣)、“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的薛平(忠於朝廷的強藩軍閥之子)、“(劉)總妻族之親”的盧士玫(盧龍本土利益代表者)分別管轄。
這三個人選，可謂是劉總煞費苦心的成果，足以使各方都相對滿意，也使軍心更易安穩。而爲了更加徹底地執行這一策略，確保譁變不會發生，劉總還將麾下驍勇善戰、難以控制的大將朱克融等人送至長安，請求朝廷對其加以獎賞任用，賺得盧龍軍民的好感度。
可惜的是，朝廷對於劉總的良策，基本未予施行。不但未將盧龍分爲三道，反而只派朝廷代表張弘靖改任盧龍節度使，更糟糕的是：張弘靖的自大寬縱使其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朝廷大失軍心。而對於在京的朱克融等，幾乎是冷漠擱置，使得他們不但未得分毫獎賞，“興沖沖來、忿窮窮去”。
言歸正傳。與此同時，朝廷之中，皇帝、宰輔都認爲“兩河廓定，四鄙無虞”，宰相蕭俛、段文昌順水推舟，開始反覆推銷自己的“太平之策”：
1、休兵偃武;
2、暗中允許各鎮士兵，每一百人，每年可以“逃死”離開。他們稱此計爲“消兵”。
其實，“消兵”這一削減軍隊的舉措，是時勢必然，遲早都要進行的。但或許是時機不對，或許是執行者的草率(我覺得這個原因是最主要的)，這個初衷合理的政策，反而使得逃散的士卒聚入山中爲盜賊，威脅地方治安。
更嚴重的是：盧龍張弘靖被士卒推翻，朱克融篡權，使得河朔諸鎮再次陷入動盪。繼而的連鎖反應是成德、魏博的相繼叛亂割據，朝廷自此“永失河北”。
正是在河朔地區重燃戰火之際，潛入山中爲盜的士卒又給了唐廷一次沉重打擊。他們被叛將朱克融、王廷湊(成德鎮)等招攬至麾下，而對面的朝廷想要從各鎮抽調軍隊，才發現“消兵”之策造成的兵力不足的惡果。爲了擴充軍隊，朝廷開始徵募一些“烏合之徒”，如此情況下，財政更加緊縮，而前方大將備受牽制，又不能發揮全力，致使屢遭失敗。
最後，朝廷只得承認河朔三鎮的再次半獨立狀態。《舊唐書·蕭俛傳》對此總結道：“(朝廷)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此言雖不能面面俱到，但也是一針見血的確論了。
書生誤國，自古有之。可以套用一句話：“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朝廷的幾位太平書生，想的的確沒錯，但他們不懂得時機的重要性，從而導致了一次或可避免的災難再次發生，影響唐朝晚期政局頗深，這不得不令人扼腕嘆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