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嘉靖、萬曆年間的大收藏家項元汴，一般都認爲是個極端無趣的人，他把一生中所有的時間都耗在了收藏古物上，幾乎再沒有別的事能逗引起他的興趣。但幾百年來還是有一些關於他與和尚、妓女、商賈交往的故事流傳了下來。先說他與妓女的一個故事。
項元汴年輕時常去南京遊玩，喜歡上了秦淮河的一個漂亮歌妓。不久，項元汴要離開南京了，這歌妓握着他的手，嚶嚶地哭，一副非常捨不得的模樣。項元汴回到嘉興家中的一個月，也時常想起這個女子，於是花大價錢買入了一塊沉香木，請工匠打造成一張玲瓏工巧的千工牀，又買了許多漂亮的綾羅綢緞，裝了幾個大箱子，用一隻大船(“鉅艦”)裝上，去南京會那女子。
話說那日，項元汴找到泰淮河畔鈔庫街時，那歌妓正好有生意，忙着招呼別的客人，再說她一時也沒認出這個臉上長滿麻點的五短身材的男人，就把他晾在一邊不理不睬。項元汴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再次通報自己姓甚名誰，還說自己帶來了一大船的禮物要送給她。那歌妓聽他這麼說，這才重新梳妝，客客氣氣接待了他。項元汴於是讓隨身小廝把那張千工牀和好幾箱衣物全都從船上搬來，又讓人打掃了前堂，把這張漂亮的大牀安放在正中。項元汴又甩出大把銀子，在妓院裏擺下十數桌，一時間鶯鶯燕燕擠在一處，香粉陣陣，絲竹亂耳，間雜着小姐們一聲聲的驚叫和讚歎。
酒宴開到一半，項元汴變了臉色，把酒杯重重一頓，指着那歌妓罵：我本來還以爲世上情種大多在青樓，所以不惜花費千金以買一笑，沒想到一月之別，你竟連我是誰都想不起來了，人都說青樓女子絮薄花浮，我先前還不信，現在真是不信也不行了!說罷，命隨身小廝把衣櫃裏的漂亮衣服全都倒出來，一件一件撕裂，又掄起一把大槌，把那張做工精緻的沉香木牀砸了個稀巴爛。做完這些他還不解氣，又在院中生了一把火，把打爛了的牀架在上面燒。火舌瞬間就把那沉香木牀吞噬了，只見烈焰騰空，香菸滾滾，不只院中，就連滿街滿巷都是異香，這香味經四五日不散，以後那家青樓所在的鈔庫街，就被好事之徒叫做了沉香街。
這故事發生在嘉靖年間，看這行事做派之荒唐，當是項元汴青春年少時的事。一七〇〇年，江蘇吳江一個叫鈕琇的作家把它蒐羅進了一本叫《觚剩》的筆記裏。
項元汴用“鉅艦”裝着沉香木牀去看歌妓，受不了冷遇又怒燒沉香牀，這用現在時行的一個說法就是“土豪”做派。幾百年後，還有人在爲他裂衣槌牀的痛快舉動叫好，大叫快哉。這個故事裏至少透露出兩個信息，第一，項元汴實在是太有錢了;第二，這是一個情種，起碼他自認爲是多情的。說到專情，後世的著錄家很難不把他在金陵的這件事與正統年間他一個先祖的遭遇放在一起看。項元汴的這位先祖名叫項忠，是他的曾伯祖父，一四四九年秋天著名的土木堡之戰中，在大太監王振的慫使下御駕親征的英宗朱祁鎮做了瓦剌人的俘虜，隨軍高級將領五十餘人陣歿，餘皆被俘，他的這位先祖以刑部員外郎的身份從駕，也被瓦剌人逮去了極北之地。
有好多年，項忠就在草原上忍辱負重，幫瓦剌人放馬，一邊伺機等待脫逃的機會。有一個瓦剌部落的姑娘愛上了他，在這個姑娘的幫助下，項忠終於在一次放牧時出逃了。他的情人和他合騎一匹馬，一路向南逃歸，連着跑了四天四夜，馬兒都跑得乏了力，帶着的乾糧也快吃完了，那姑娘爲了讓自己心愛的男人活着回到南方的故國，趁項忠不備，拿一把隨身帶着的短刀切斷了自己頸上的動脈，等到項忠發現，已經不能救了。靠着姑娘留下的一份口糧，項忠終於隻身逃到了明朝地界大同宣府。
許多年後，項忠一提起這個姑娘就流淚不止，在他八十二歲那年去世前，他最後做了一件事，把這個未曾與他婚配的異族女子入祀家廟。這個悽美的愛情故事曾被歷史學家談遷寫入《棗林雜俎》裏。項元汴非常崇拜他的這個祖先，雖然自己一生都沒有功名，但說話、行事幾乎一直都在模仿他的這位祖先，包括對待女人的態度，只可惜他沒有祖先好運氣，他在金陵遇見的那女子，到底跟草原上來的女子不一樣。
二、天籟閣與天籟琴
在到處都擺滿珍玩的天籟閣，項元汴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看一遍，要花上兩個月的時間。兩個月一輪看下來，再周而復始。項元汴就像山洞裏的一隻穿山甲，守着他的寶物，不許外人染指。不只生人不能靠近，家貓、蝙蝠也是嚴禁進入這間黑暗的屋子的，因爲它們不經意間一擡足、一扇動翅膀，一不小心碰壞的就可能是商周時代的彝鼎，或者牆壁上掛着的晉朝的古畫。
天籟閣得名，據說是與項元汴收藏的一把晉代鐵琴大有干係。此琴爲仲尼式，爲晉朝制琴名家孫登所斫，長約一米二，重漕平十斤六兩，純系黑鐵鍛造而成，通身不加髹漆，琴面琴底均有細冰裂紋，琴背鑄有兩個八分大字：天籟。其下有嵌金絲小篆“孫登”款，並“公和”篆印。
公和是孫登的字。這樣一個西晉大名士，同時代竟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籍貫何處，真應了神龍見首不見尾這句古話。從葛洪的道教名著《神仙傳》第六卷有關記述來看，孫登應該是公元三世紀的一個生活極簡主義者，長年住在山上，穴地而坐，彈琴，讀《易》，長嘯，夏天一件單衣，大雪天把丈餘的長髮披覆在身上取暖。這是一個出了名的好脾氣的人，從不發怒，但也很少開口說話。有人惡作劇，合夥把孫登扔到河裏，想看看他發怒時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沒想到孫登一上岸就哈哈大笑。儘管他足跡不入城市，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都跟他玩得很好。嵇康的琴藝非常高超，同時代人無出其右，尤以一曲《廣陵散》風靡世間，但對孫登的琴藝也不得不歎服，因爲後者竟然只用一根琴絃就把他賴以成名的那支金曲彈得聲情並茂。
嵇康有一次問孫登，這一生有什麼大追求沒有。孫登說，你懂得火嗎?火燒起來會產生光，但是火的燃燒卻不需要用光，在這個因果關係裏，用光是果，同樣的道理，人活着並擁有才華，但才華也不是人活着的前提條件，在這個因果關係裏面，用纔是果;用光，首先要有木柴來生火，用才呢，就得要洞明事理，要懂得自保之道，如果人都死了，才高八斗還有什麼用呢?孫登實際上是借用這則火的寓言，教給朋友一個治生妙方，火、光、薪三位一體，火爲主體，光爲附屬，薪爲根本，火得薪而燃，光得火而亮，無薪便沒有一切，活着纔是王道。可惜這一層常理，“纔多識寡”——這句話是孫登送給他的——的嵇康要等到押到洛陽東市砍頭時才真正明白，但那時說什麼都晚了，他向行刑者的最後一個要求，就是取過心愛的古琴，對着日光下自己的影子在高臺上再彈一遍《廣陵散》。
話說這把天籟琴，後來輾轉落到了浙江平湖一個叫吳修梅的人手裏。道光二十六年，那時距項元汴去世已經二百五十多年了，海鹽戲曲家黃燮清在吳家看到過它，併爲之上弦。不久，另一位戲曲家吳廷燮在一次酒宴上應友人之邀，曾有幸彈奏過它。當時此琴已鏽蝕斑駁，琴首上的玉徽也已脫落，只餘其八，但琴底嵌金絲雙勾小篆“天籟”二字，及表明它的舊主人的嵌銀小字篆書“明項元汴珍藏”六字皆絲毫無損。吳廷燮說，當他一打開楠木琴匣時，就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好像一瞬間與古人精神接通了，手指彈撥琴絃，琴音清亮激越，也與其他古琴大不一樣，他後來寫有一篇《鐵琴歌》以紀其事。
據民國初年的大琴學家楊宗稷說，他剛開始學琴時，北京的琴肆中還能看到“天籟”琴匣蓋銘刻拓本，說明該琴當時可能就在北京。後來，不知因何機緣，這張琴竟然和來自熱河行宮、據說是“昇平二年王徽之斫”的那一張，一起成爲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一九三三年，日軍侵佔華北，這兩張稀琴古琴與其他故宮文物一起裝箱南遷，十餘年間歷經上海、南京、湖北、湖南、貴州，四川，於一九四五年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戰敗後運回南京。但南京也不是它們的最後居留之地，隨着國民政府在內戰中敗北，一九四八年冬，它們夾雜在兩千九百七十二箱文物中被緊急運往臺灣。
這麼多的曲折亂離，放到一個人身上已夠生受，何況一張琴。幾百年間，天籟琴匣蓋上有阮元、樑章鉅等多位文化名流鑑定題識，又經名家調絃，以常理度之，它的出跡之真實應該毋庸置疑了吧，但自它現世之日起，真僞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且古琴界越來越傾向於認爲，這張鐵琴並非晉琴，更非大名士孫登所斫，一向以爲自己眼光精到的項元汴是受騙了。
鑑賞家們從式樣、材質、銘文等多方面對這張鐵琴提出了質疑。如果它真的是出自西晉制琴名家孫登之手，爲什麼式樣是仲尼式?材質又爲什麼是鐵的?要知道，古琴取仲尼式，要到晚唐才時興，兩宋才流行開來，至於鐵製的樂器，一些複雜的工藝問題更是要到宋元之後才解決。古文字專家也發話說，鐵琴上的“天籟”、“公和”兩款題名，皆爲長方形的均整規則小篆，皆爲圓筆，似是秦篆筆風，而從晉人石刻墓碑的篆文中找到的證據是，晉人作篆筆畫皆爲方形，應更有生動自然之趣纔對。事情到了這一地步，琴學大家楊宗稷在這張鐵琴的真贗問題上也不再堅持，改口說，如果它不是晉琴，那也一定是唐宋以前的精品吧。
那麼這張鐵琴上的細冰裂紋又作何解釋呢?一些流傳多年的琴譜上記載說，歷來鑑定鐵琴的年代，都是以琴身上的斷紋爲證，一件鐵器如果有了五百年以上的歷史，按照年代的近遠，就會在琴面或琴底形成如蛇蝮、如牛毛、如梅花、如龜裂的斷紋，這其中又以冰裂紋爲最古，梅花紋次之。但這種回駁在鑑古界的先生們看來非常幼稚可笑，他們舉證說，搞收藏的仿古、鬻古實在不勝枚舉，鐵琴上的斷紋也不是不可作僞，早在本朝之初，一本叫《燕閒清賞》的書裏就記載了僞造斷紋的兩種手法，其一是把鐵琴用火逼熱，再把雪覆上灼熱的鐵琴，琴面上就隨皴成裂，形成蛇腹紋，還有一種方法是把雞蛋清和草木灰攪拌在一起，敷在琴身上，放在甑上蒸煮，懸掛在蔭涼乾燥處，會在鐵琴上形成牛毛紋……考慮到項元汴是隆慶、萬曆年間屈指可數的鑑賞大家，平生經手古物無數，不會那麼輕易把一張一兩百年的鐵琴當作千年以上的古器，一種較爲審慎的說法是這張天籟琴是元人的製作。
真正的天籟琴又在哪裏呢?莫非這世上本來就沒有一把天籟琴，那張幾經流轉的鐵琴是好事之徒託名孫登的僞作?一部成書於一五九〇年——那年也是項元汴的去世之年——的《琴書大全》上說，孫登的確斫過一張天籟琴，這琴每到下雨，就會發出有如刀刃相擊的聲響，某年某夜，在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雨中，沒有人去碰這張琴，它突然斷作數截，斷裂處游出了無數黑蛟。大概是天妒造物，上天總要故意去摧毀那些太美的東西，不讓它們留傳後世吧。
幾百年後，一代名樓已成墟里孤煙，已很少有人知道，項元汴生活的那座南方小城曾經叫秀水、嘉禾，項元汴喜歡的那個古稱“槜李”更是無人再提起。當年閣主人摩挲把玩的古物、珍玩卻仍在塵世間行走，它們有的散入市井，有的成爲皇宮庋藏，也有的安靜地躺在博物館的箱櫃或陳列架上，冥冥之中，它們好像都在等待一個神祕的指令，等待着某個月夜響起一陣嘯聲，它們好拔腳趕往瓶山腳下靈光坊的項氏舊宅。但它們的舊主人早已經不在了，甚至他的骨殖都被人偷去了。
物比人更長久，是因爲時間已讓它們成爲精靈。
在幾乎人人都有機會成爲作家的晚明，項元汴沒有留下一部藏品著錄真是藝術史上的一件憾事。或許他曾經寫過這樣一本書，但在後來的戰亂中被毀了。這一切我們都不得而知了。雖則如此，天籟閣的藏品還是有不少見諸於明末以來的各種著錄，項元汴在那些經他收藏的字畫上都留下獨特的印記，少量還有字碼，這樣，儘管過去了將近五百年，憑着這些草蛇灰線，後世還是可以大致復原項氏藏品的基本規模。
項元汴藝術品收藏的數量在當時可謂首屈一指。其“所藏古器物圖書，甲於江南，客至相與品鷺鑑足，窮日忘倦。”在明朝一代私家收藏中堪稱巨擘。曾有人將項氏與同時代的文壇巨匠、藏書家王世貞相比：王氏小酉館藏書三萬，其爾雅樓所藏宋版更是名聞天下。但時人以爲“不及墨林遠矣”。項元汴收藏之豐，亦由此可見。
項元汴留印記的方式，一是標上他的字“子京”，或者號“墨林山人”，再就是按照同時代作家周履靖的《初廣千文》的次序進行編碼，書之於每件作品的首尾或四角沿邊位置。前者很好辨識，但也容易被層出不窮造假騙子鑽了空子，弄出一堆贗品迷惑世人，只有真正掌握了後者的編碼祕密，纔算是有了一把進入項氏藏品寶庫的金鑰匙。項元汴對這部分藏品另行編目，想必鄭重其事，東吳大學教授(同時也是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的弟子)翁同文據此推測，項元汴在世之日，就已有了一部《千文編號書畫目》的特別目錄，翁同文教授一頭扎進故宮博物院浩如煙海的庫藏和文獻中，復原了這份已經在這個世界上消失的特別目錄，並由此推算出了項氏書畫藏品的總數爲二千一百九十件。
翁同文說，故宮博物院的書畫收藏，據《故宮書畫錄》共計四千六百餘件，項元汴以一己私人之力，收藏量已達故宮半數，實無愧於最大收藏家的榮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