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可以說它奠定了後來華夏大一統王朝的基礎，如果秦孝公不用商鞅變法，秦國可能很難有力量實現統一，戰國的歷史就不知道要往何處發展。
商鞅變法的主要內容大概是這些：
一個是居民戶口管理制度，按照什伍的建制劃分居民，一什一伍成爲居民的基本單位，同建制的這些戶居民就成爲一個整體，然後出臺著名的連坐制度，什伍的居民有犯法的，其他人必須要報告，不報告的就腰斬，報告的會得到獎賞，獎賞的規格等同於在戰場上砍下敵人的一個腦袋，如果藏匿罪犯，那就跟戰場上叛變一個罪名。
這個制度的好處是強化了社會治安，提高了司法機關的破案效率。弊端就是讓其隱私權這個概念在中國消失了幾千年。而且讓鄰里之間聯繫被削弱，社會成員開始原子化，無法聯繫在一起。
再一個是百姓家裏要是有兩個成年男子，就必須分家，各過各的日子，否則賦稅加倍。這樣做的好處是讓所有適齡勞動力都從事生產，防止出現閒人。但是這個制度讓政府強力介入居民私生活，嚴重地干涉了人身自由，使公權力惡性膨脹。
然後就是獎勵軍功，在戰場上立功的會有相應的獎賞，如果是民間私鬥，無論有理沒理，都會受到懲罰。這項制度積極意義比較大，直到現在我們的社會治理思維還有它的影子在。
下一項，鼓勵從事農業生產，男耕女織，在農業生產中表現突出，繳納糧食賦稅多的也能得到爵位，跟在戰場上立功一樣。但是嚴格控制商業行爲，如果因爲經商賠了而窮困，那麼這個人就跟那些無所事事，遊手好閒而貧窮的人一樣，舉家爲奴。
鼓勵農業生產，這個很好，沒毛病。但是打擊商業的行爲影響了社會的財富積累，也讓這個國家失去活力和創造力。老百姓倒是好管了，專制帝國要的就是這個。
下一個，宗室貴族也要憑藉軍功才能享受待遇，否則就跟普通百姓一樣。這個思路沒錯，但是這個制度有一個先天的缺陷，後面會說到。
再有就是明確等級制度，不同的等級享受不同的待遇，這個是和前面獎勵耕戰聯繫在一起的，沒什麼問題。
爲了推行自己的制度，商鞅還搞了一場著名的營銷活動，就是立木賞金。弄一根兒木頭放在國都的南門，告訴大家，誰能把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就獎勵十金。大夥都認爲這事兒不可能，錢得的太輕鬆了。其實他們就不想想，商鞅要是騙你們，他圖的是什麼?就圖拿你找個樂?他撐的?而且就算你扛了沒得到錢，你能有什麼損失，就當鍛鍊身體了唄。但是沒辦法，慣性思維太嚴重了。隨後商鞅把賞錢提高到五十金，終於有人想試試了，然後他就成功了。在衆人羨慕的眼光中拿走了五十金，發筆小財。順便說一句，各位面對這種新鮮事，考慮好了，如果是騙局，他能圖你什麼。如果你上當，會損失什麼。這兩項都沒什麼問題的話，那不妨一試。說不定就是扛根兒木頭就得一筆錢呢。
商鞅得到的更多，通過這次營銷，他打出了自己的品牌，讓大家增強了對變法的信任。其實商鞅並不是一個言而有信的人，秦孝公派他攻打魏國，魏國派出公子卯應敵。商鞅給公子卯帶了一封信，說：“當初我在魏國的時候，咱們關係都不錯。現在咱們是兩國仇敵，但是我不忍心和你廝殺。乾脆，咱哥倆見一面，談談，說不定能達成一個協議，然後一塊兒喝頓酒，各自退兵不好嗎?”公子卯還真信他了，跑去跟他見面，商鞅擺酒款待，提前安排了伏兵，喝到一半，伏兵一擁而上，抓住了公子卯。然後趁着魏軍營中無主，一片大亂，趁機攻打魏軍，大獲全勝。
要說這個公子卯確實是沒什麼腦子，兩國交兵，你怎麼就那麼容易上當，人家說什麼你就信什麼，不知道兵不厭詐嗎?但是我還是有些迂地認爲，商鞅用兩個人的交情來使詐，這個還是有點兒下作。而且在先秦時代，這麼幹的人都遭報應了。春秋時期，楚國藉着會盟，突然襲擊，抓了宋襄公。到了戰國，楚懷王就上了秦國的當，會盟之後讓人家給抓了。商鞅更是現世報，來得快，後來商鞅失勢，被秋後算賬。商鞅逃往魏國，魏國人恨他矇騙自己，不接受他。商鞅說那我去別的國家吧，魏國人說你現在在秦國被通緝，跑到我們這兒，我們要釋放你走，就等於是得罪秦國，對不起，必須把你送回秦國。商鞅沒地方跑，只能回到秦國，死於非命。
那麼商鞅爲什麼會失勢，這就說到了上文提到的一個先天的缺陷。先說說這個事情：太子犯法了，按說應該治罪，但是因爲太子是儲君，所以不能懲罰太子本人，商鞅就處罰了太子的老師。割了太子的老師公子虔的鼻子，在另一個老師公孫賈臉上刺字。這下子這幾位老師肯定對商鞅怨恨，而太子也不覺得商鞅好。於是秦孝公死了以後，太子繼位，就是秦惠文王。然後就開始反攻倒算，弄死商鞅。
那麼這個缺陷是什麼?就是在法律執行過程中始終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人，就是國君或者後來的皇帝，還有他的近親和寵臣，他們是不受法律管轄的。相反的，如果皇帝不高興，可以隨時改變法律的判決，正因爲如此，皇帝的近親和寵臣也就可以不受法律管轄，反正犯了法，皇上會保我。因此人治條件下的法治是畸形的，大棒總是對着普通百姓，上層卻可以爲所欲爲。後來的漢朝就吸取教訓，改變不了專制，那就對老百姓相對寬鬆，也就是儒家所說的“仁”，百姓能夠湊活活着，也就上下相安無事。這其實是個令人無奈的選擇，本來應該改變的是專制，但是最後卻改變了法治，從根本上說，商鞅的制度設計就埋着隱患，關鍵是他還沒想着要排除這個隱患，最後就是畸形的法治。
而且商鞅還以法治爲名，壓制言論自由。凡是對變法提出批評意見的，他說這些人都是破壞國家秩序的亂民，全都發配到邊疆，讓老百姓不敢議論。法治本來是應該保衛人民的權力和自由的，但是商鞅卻用法令反其道而行之。站在他的角度，他做的沒錯，因爲他推行所謂法治的目的本來就不是給人民以自由，而是用法制(注意我的用字)來壓制人民的自由，以達到強化國家機器的目的。也就是說他推行法治本身的目的就偏離了法治的正確方向，所以也就不可能解決其先天存在的缺陷。法治確實讓秦國一度強大，但也讓秦國迅速滅亡。因爲剛推行變法時，秦國起點低，國家貧弱，發展空間大。但是統一之後，這套東西沒有繼續發展的空間了，能夠讓人得利的東西沒了，造成傷害的東西還在，自然就存在不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