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等滅除商朝，建立西周王朝。205年後，到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的第十位國君——周厲王當政的時候，西周王朝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國人暴動;第二件是周王朝實行了“共和行政”;第三件是公元前841年，中國的歷史記錄從此有了確切的紀年。
《史記·周本紀》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史記·齊太公世家》載：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
因爲國人暴動，周厲王流亡。周王朝的重臣、貴族、諸侯們共同執政，史稱“周召共和”。“共和”在近現代中國不斷地昇華爲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概念。而“共和”這個概念，就來源於“周召共和”這一段歷史。
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爲什麼會爆發“國人暴動”?目前看，至少有以下三個原因：第一是周厲王實施專利壟斷;第二是禁止“誹謗”;第三是軍事上的失利。
厲王專利，剝奪貴族平民權利
我們先看一下什麼是專利壟斷?今天說的“專利”是指排他性的知識產權。但周厲王時期的“專利”，有它特定的含義。指的是周厲王下令，將原有的山林、草場、湖泊等共有土地的資源，劃歸周王室獨家所有。如果非王室成員要去利用這些自然資源，就得繳納相關稅賦。
大家知道周王朝實行的是封建制。各級貴族各有封地，同時還有一些公共的山林、草場、湖泊。這是王室與各貴族按照權力等級共有、共治、共享的。類似於集體經濟，集體共有。
周厲王接受榮夷公的建議，決定改變傳統的做法，把山林、草場、湖泊等公共資源實行王有化。相當於王權壟斷了公共資源。今天我們可以理解爲國有化。這不僅剝奪了普通平民的權利，也傷害了貴族的利益。平民要上山林砍柴，要到草場上放牧，要到湖泊裏面去撈魚、抓蝦。貴族本可以組織平民去開荒、耕種。在某種程度上，周厲王是在經濟上搞中央集權制，推行國有化，由王來壟斷所有的自然資源。
有一位叫芮良夫的大夫，勸周厲王說：“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作爲王，他就要去引導利益，把利益上下分配，讓大家共利。“今王學專利，其可乎?”今天你去學着專利、壟斷利益，這樣行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如果普通人獨佔某種利益，大家會說他是強盜。作爲一個王去壟斷公共資源、獨佔利益，那麼能夠歸順你的人就少了。
厲王弭謗，國人道路以目
多數人的既有權利遭到剝奪，這些人就會有批評意見。有了批評意見就會表達出來。批評意見一多，厲王就很不高興。
《史記·周本紀》是這麼記載的：“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厲王很生氣，找到一個來自衛國的巫師，讓巫師去監督那些提批評意見的人。“謗”就是批評的意見。衛巫只要一告訴他誰在批評他，厲王就殺掉這個批評者。“其謗鮮矣，諸侯不朝。”“鮮”就是“少”的意思。這樣，批評意見很少了，但是諸侯也都不來朝拜了。“三十四年，王益嚴”，周厲王第三十四年，厲王對“謗者”變得越來越嚴酷。“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國人見面都不敢說話，在路上見面也只能互相使個眼色。
召公勸周厲王說，周王朝的傳統，是廣開言路，聽取各種意見，政策纔不會出錯。如果堵塞言路，國家將難以維持。原話是這樣說的：“防民之口，甚於防水。”爲防備人民批評而堵塞言路，比防水堵塞河流造成的堰塞危害還大。“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如果堰塞的水壩崩潰了，會傷害很多人。老百姓的言論被禁止帶來的反叛像潰壩一樣。“是故爲水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所以，治水的人要開挖河道疏導堰塞的湖水，治理民衆就要廣開言路讓人們有言論自由。
召公很智慧，他還說：“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人民有嘴，就像土地有山川。財富和可使用的東西，都是從山川裏產出來。他認爲民衆的話語權和言論自由，與財富的創造密切相關。召公的這個思想比較獨特。你要想使國家經濟繁榮、老百姓創造財富，就得給老百姓說話的自由。
批評意見，周朝的術語就是“誹謗”。召公說得不錯。其實這不僅是周王朝的傳統，《呂氏春秋》上說：“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說堯設有“欲諫之鼓”，宮廷前立鼓，誰想提出批評，就可以擂鼓。舜設了“誹謗之木”，誰有批評意見，可以寫在上面。“欲諫之鼓”，後來演化爲官府前的喊冤鼓。誹謗之木，後來演化爲立在宮殿前的華表。華表立在那兒，就是告訴天下人，朝廷能聽取批評的意見。華表就是讓民意得以表達的意思。
“國人”是誰?
但周厲王很軸，這些道理他聽不進去。結果就發生了“國人暴動”。《史記·周本紀》是這麼寫的，“王不聽”，厲王什麼意見都不聽。“於是國莫敢出言”，於是舉國沒人再敢講話。“三年”，就這麼持續了三年。“乃相與畔”，“相與”就是“相互聯繫”，於是相互聯絡，然後就背叛了。“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國人襲擊厲王，厲王出逃到“彘”。“彘”即現在的山西霍州。也就是說，厲王從現在的西安跑到了山西太原西南部的霍州，流亡山西。
《史記·周本紀》載：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於是國莫敢出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
“國人”暴動，這些“國人”是誰?《清華簡》講了具體的類別。“國人”包括三類人，一類是卿士，二類是諸正，三類是萬民。“卿士”就是執政的重臣，重要的執政大臣;“諸正”指百官，同時也指各諸侯;“萬民”是指庶民，住在都城裏面的各種平民，更多是工商服務人員。很顯然，“國人暴動”是一場貴族革命，是貴族官吏和平民的共同謀反。 這是貴族領導平民與擴張的王權展開的一次鬥爭。
封建制度最大的特點，是有貴族。貴族裏分爲不同的等級，貴族是非常強大的。封建制度就是王和貴族分權、共治的社會。貴族對王有巨大的約束力。周厲王實行專利政策，這破壞了貴族傳統的經濟權利。周厲王又實行止謗的政策，禁止言論、禁止批評，這也破壞了傳統上貴族所擁有的參政、議政的權利。這是“國人暴動”最根本的原因。貴族和平民的權利受到侵犯，他們起而攻打君王。
厲王好戰，四面爲敵
爲什麼周厲王不顧貴族的反對、不顧平民的憤怒，一定要實行“專利”，而且禁止一切批評言論呢?我覺得除了他的個性“軸”之外，還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周王朝持續不斷地處在戰爭危機中。
自周昭王、周穆王以來，周王朝就改變了前期的和平外交政策，實行對外擴張，保持着對周邊部族的軍事高壓政策。
周厲王是好戰的君王，現在發現約有十件西周青銅器，其銘文都涉及周厲王的征討行動。周厲王攻打的敵人，有淮夷，淮河流域東方的敵人。有南夷，南方的敵人。還有宿夷、嚴狁，即來自西北邊，西邊的西戎。也就是說，周厲王針對東方、南方、西北和西方，都啓動了持續不斷的戰爭。長期的戰爭使周王室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周厲王於是想方設法要擴大財源、擴大兵源。我覺得這是他實施專利壟斷政策和內部高壓政策的可能的原因。
1980年出土於陝西長安斗門鎮。器內有銘文二百七十餘字，記載了周厲王時期與嚴狁的一次戰爭。
周厲王在位三十幾年，持續不斷地在從事戰爭，整個國家被拖得疲於奔命。爲了戰爭要擴充財源，就想搞專利壟斷;爲了戰爭，就要消除內部的分歧，殘酷打擊懷有不同想法的人。但是嚴重的問題是，戰爭進行得並不順利。《竹書紀年》上記載說：“淮夷侵洛。” “洛”就是洛邑，現在的洛陽，是周王朝在東方的都城。洛陽告急。又據多友鼎的銘文記載，西戎已經進入犬丘，跟周軍在這兒有一場大戰。犬丘離鎬京只有幾十公里的距離。淮夷已經在攻打洛陽，西戎又在攻打鎬京。顯然，周厲王軍事行動不利。無論是東邊還是西邊，軍事上都處於危險的狀態。
周厲王時期西周王朝很不安寧，國人不滿。但是國家在從事對外戰爭，君王可以利用對外戰爭形成的巨大權力，對國內進行高壓。國人未必有反叛的機會。可以想見，周厲王強勢推行專利壟斷政策，並且殺戮誹謗者，理由一定是國家利益。國家處於戰爭狀態，大家必須貢獻財富，必須同仇敵愾，不能夠鬧分裂。但是戰場失利了。淮夷逼近了東都洛邑，更嚴重的是嚴狁、西戎逼近了鎬京。這使周厲王的內部高壓政策失去了合理性。內部叛亂有了機會。國人就造反，襲擊周厲王。周厲王就流亡了。
王位虛置下的貴族共和
周厲王流亡了，國家怎麼辦呢?《史記·周本紀》上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共和”是什麼意思?現在的人們容易理解爲：共同聯合、共同協調來治理國家。但“共和”最早的原義不是這樣的。有不少史料，包括《呂氏春秋》、《竹書紀年》以及後來發現的《清華簡》，還有一些很重要青銅製品上面的銘文，都說明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叫“共伯和”。所謂“共伯和”就是“共”這個國家的一個伯爵，他的名字叫“和”。他是一個小國的國君，“國人暴動”周厲王逃跑以後，這些暴動者，把共伯和請來攝政，這樣形成了一個臨時中央政府。“共伯和”作爲攝政，周定公、召穆公做宰相，他們是貴族的代表，共同協商治理這個國家。
所以，“共和”的意思，首先是“共伯和”的名字;其次是以“共和”作爲年號。事實上。共伯和只是一個小諸侯，但是他德高望重。把他請來做攝政，是爲了安撫其他諸侯。實際是由周定公、召穆公在具體管理。歷史的偶然性是“共和”這兩個字，它本來是人名，是年號，同時詞語本身有“共同和諧”的意思，所以人們容易理解爲“共和”就是貴族們聯合起來，共同管理和協調整個國家的事務。
“周召共和”持續了14年。這14年是沒有王的。周厲王被流放在山西，按照禮法不能把他的兒子定爲王。直到公元前828年周厲王去世，周公、召公他們才共同輔助周厲王的兒子太子靜爲王，是爲周宣王。
從公元前841年共和行政開始，中國歷史開始有了比較準確的紀年。也是從共和元年開始，中國人嘗試了一種管理方法：就是在沒有王的時候，貴族共和，貴族共同來治理這個國家。
周厲王和“周召共和”的故事有什麼可吸取的經驗教訓?
第一是長期對外戰爭必然會造成內部剝奪。因爲要兵源、要財源，最後就必然走向內部剝奪。爲了穩定，就容易內部高壓，激化內部矛盾;第二是由君王來“專利壟斷”公共資源，這是一切矛盾的根源。如果君王再去剝奪言論自由，不允許別人批評自己，就會強化君王與社會民衆的矛盾。社會矛盾積怨，一旦發生外部危機，內部矛盾就容易爆發。另外，“周召共和”的故事還讓人想到，制度創新需要想象力。共伯和、周公、召公等人策略性實行的共和行政，有沒有可能轉化爲一種貴族共和制度呢?
到了近現代，周召共和中出現的“共和”概念，被注入了不少新制度的內涵。對嚴復、孫中山、陳獨秀這些人來說，“共和”不是一個管理策略，而是一個理想的制度安排。一百多年來，建立一個真正的共和制度，成了中國人的政治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