蟲蟻者，飛禽走獸昆蟲鱗介也。古人弄蟲蟻，與今人之養寵物相類，然而，卻比今人多出許多花樣來。
宋代佚名《東南紀聞》記錄：“艮嶽”初建之時，官僚們未被宏偉的土木建築難倒，而只爲四方貢獻來的飛禽不能盡數調教而發愁。這時，有一專門弄蟲蟻的市民薛翁，主動請求教練這些鳥兒。薛翁學着飛禽的鳴叫，召喚着飛禽，待飛禽來，用肉炙粱米，讓它們吃飽了隨意翱翔。教了一月有餘，“艮嶽”中的飛禽，不用薛翁呼喚便飛來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間也不害怕。一天，徽宗駕臨“艮嶽”，他的儀仗一出，周圍的飛禽“聞清道聲望而羣翔”，多達數萬只，薛翁奏道“萬歲山瑞禽迎駕”。這種形式別開生面，使徽宗大喜不止，遂對薛翁賞賜加爵。
由於這種“弄蟲蟻”可以爲宏大、莊嚴的場面烘托氣氛，所以，歷代政府都很重視。清代宮廷中，爲歡迎西方人而舉行的宴會上，就用經過訓練的老鼠表演：兩隻用細鏈條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鏈子纏結起來，然後解開。這種“特技老鼠”的確出乎人的意料，使觀看的俄國人伊臺斯勃蘭德由衷讚歎：“這些卑微的動物的表演是我看過的表演中最驚人的。”
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中記有一隻大青蛙教八隻小青蛙學唸書一事。清代袁枚在《子不語》中又記述了一乞丐所調教的這種“蛤蟆戲”：
場上設一小木椅，大蛤蟆從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躍出，坐在小木椅上，接着八隻小蛤蟆從口袋中躍出落地，環對着大蛤蟆，寂然無聲。乞丐喝道：“教書!”大蛤蟆便閣閣叫，八隻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閣閣叫，大蛤蟆叫幾聲，小蛤蟆就叫幾聲，如同先生教學生。乞丐突然說：“止!”這“蝦蟆教書”當即絕聲……
清代的另一本筆記小說《聞見偶錄》，也有這樣一則《蛙教書》。看來，清代中後期，此類“弄蟲蟻”是很多的。至清光緒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橋還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歲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隻青蛙作的這種“老師給學生上課”的表演。更爲奇絕的是，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中曾記述過：
北京市上有人攜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細杖敲蛙首，蛙則作鳴。或與金錢，則亂擊蛙頂，如拊雲鑼，宮商調曲，了了可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