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張獻忠作爲“農民起義領袖”和“屠蜀狂魔”而著名，也因此備受爭議。那麼，張獻忠究竟有沒有“屠蜀”呢?
明末清初，明軍、清軍、吳三桂軍，都曾喪心病狂參與“屠蜀”
張獻忠“屠蜀”之說由來已久。大致有兩種說法。1、清代時，大都謂其“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盡，以至“千里如煙，空如大漠”。2、1949年後，因張獻忠是“農民起義軍領袖”，史學界對其極力迴護，稱“屠蜀”之說乃是“地主階級的反動宣傳”，因爲“一切反動階級總是仇視、鎮壓、攻擊和誣衊農民革命”。他們認爲，張獻忠所部殺的只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於他們的反動武裝”。鑑於清軍入關後有過嘉定三屠、揚州十日等屠城劣跡，民間也有很多人認爲，其實屠蜀的主要是清軍，張獻忠只是“背鍋俠”。
以上這些觀點，其實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毫無疑問，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際曾大幅減少，引發“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張獻忠對此固然要負相當大的責任，但客觀來說，這種結果主要是四川數十年戰亂所造成的。崇禎年間，張獻忠數次入川，長期同明軍、清軍作戰。張獻忠敗亡後，大西軍殘部、南明軍、清軍和其他農民軍間相互征伐不斷。至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才大致平定四川。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又被吳三桂所據，再度成爲戰場。
在這些戰亂中，除直接死於戰火者外，不少百姓死於屠殺。首先，明軍軍紀敗壞，常常劫殺百姓。如崇禎十七年(1644年)，趙榮貴率領的明軍被張獻忠所敗，退往茂州。茂州的少數民族沒有開城，趙榮貴遂在攻入後屠城。南明總兵王命佔領順慶，要求每家交銀子，買“免死牌”、“牛票”，如果拒絕，就“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南明曹勳部在雅州，搜刮民間存糧，老百姓只好吃草根、樹皮，致使“殭屍滿路”。
其次，豪格等統帥的清軍同樣殘酷，在順治四年(1647年)被迫撤出成都時，驅趕數千名百姓一起北上，到了綿州，又將他們全部殺死。清軍在簡州乏糧，於是抓捕百姓，“有糧即放，無糧燒死”。豪格曾下令，對於不肯歸順的抗清者，一律誅戮。在潼川殺降而復叛的川兵“不計其數”。
第三，吳三桂部隊在四川燒殺搶掠，讓四川再遭劫難。吳三桂部將譚宏同清軍作戰失利，後撤時拆掉浮橋，劫掠保寧，致使“男女溺死無數”。譚宏在轄區內勒索百姓，使得當地人紛紛逃亡，十室九空。吳三桂之亂後，四川很多地方爲之殘破，如安嶽、遂寧兩縣“絕人跡，少煙火者二十餘年”。
戰亂之外，四川在明末清初還遭逢旱災、水災、瘟疫等大災禍，死人無數。萬曆以來，四川屢屢大旱，順治三年(1646年)，峨眉“大荒，餓死者日無記數”;順治五年(1648年)，鹽亭“人多餓死”。洪水同樣兇猛，崇禎十年(1637年)，劍州“兩岸軍民漂沒者千餘家”。伴隨而來的是瘟疫，順治二年(1645年)，重慶“駢死連村”;順治五年(1648年)，內江爆發瘟疫，百姓逃亡各地，數百里沒有人煙。
上述這些“屠蜀”暴行，與張獻忠相比，終究是小巫見大巫
不過，明軍、清軍、吳三桂軍的濫殺無辜，同“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比起來，依舊是小巫見大巫。張獻忠曾經在四川建立政權。其對川人的屠殺，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
其一，張獻忠經營四川，全賴嚴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氣氛。大西政權的律法極爲嚴苛，實行連坐法，一家犯罪，株連九家。一旦犯罪，輕的被割耳割鼻、砍斷手足，重的斬首、凌遲，甚至效法朱元璋實行“剝皮填草”的酷刑。
其二，實施嚴密的特務統治。爲防範間諜，限制百姓行動、言論自由，在成都各門嚴查百姓出入，出城的人必須呈報姓名、事由，以及歸期，如果逾期不歸，這人的家眷及鄰居都要被處死。張獻忠還派出幾千名密探，裝扮成商人或乞丐，在城內查探，如果發現誰家夜裏私語時說到張獻忠，就用炭在這家的大門塗上記號，天亮時再抓捕審問。在“大西政權”末期，因無法對郊野民衆實施有效的特務統治，張獻忠甚至認爲，住在山野間的都是意圖不軌的叛逆，會給敵軍做“帶路黨”，要一律剿滅;而城中百姓則是良民。故在四川實行了“除城盡剿”的策略，對郊外百姓“不論男女老幼，逢人則殺”。
其三，在經濟上，大西政權財政高度依賴暴力“打糧”。大西政權禁止民間持有金銀，私藏超過一兩，誅殺全家，達到十兩，就要剝皮。即使是建立了政權，張獻忠也沒有實行按土地或人口徵稅的制度，而是憑藉沒收財產和“打糧”籌集軍餉和政府支出。地主和富戶被搶光後，“打糧”的對象就成了普通百姓。可以想見，張獻忠那所謂“千船沉銀”究竟沾了多少血。
其四，大西政權高度防範、仇視知識階層。張獻忠對開科取士非常感興趣，每攻佔一地，即舉行科考，強迫當地所有讀書人蔘加。張甚至親自出題閱卷，但對錄取的知識分子，張並不任用，而只用虛職將他們控制起來，防止他們回到地方上聚衆“作亂”——所以，張的科考，錄取率非常高。大西政權末期，張獻忠甚至還假借實行科考的名義，在大悲寺一舉屠殺了5000多名士子。
張獻忠的暴政，激起蜀人的劇烈反抗。內有反抗，外有清軍，大西政權最終無法在四川立足，選擇自成都撤離時，張獻忠曾下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軍中的傳教士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成都人被騙至城外，“無罪百姓齊遭慘殺，息靜無聲。真是屍積如山，血流成河，逐處皆屍，河爲之塞，不能行船。錦繡蓉城頓成曠野，無人居住。”張獻忠還“下令將皇宮焚燬。在城外見隆煙騰起，火光燭地，大爲狂喜。復令全城四面縱火，一時各方火起，公所私地，樓臺亭閣，一片通紅，有似火海。大明曆代各王所居之宮殿，以及民間之房屋財產均遭焚如。轉瞬間，川中首城已成焦土，實屬可惜”。成都遂成一片廢墟。
曾經有一段時期，爲了證明大西軍乃是“農民起義軍”，軍紀好，不擾民，故常常會引用劉進忠約束士卒的《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該碑規定：“擾害地方者，許彼地士民，解鎖軍前正法”“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以憑梟首”等。殊不知，劉進忠因多次勸諫張獻忠“生靈不可妄殺也”，以致被張獻忠所疑，最後只得降清。
張獻忠“屠蜀”，究竟殺了多少人，已難以細考。可供參考的是：當代學術界最早撰文爲張獻忠辯護的學者任乃強，也不得不承認張獻忠殺了“什一二”的蜀人。當時全四川約300萬人，如此，死於大西軍之手者，至少也有30-60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