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真正大規模屠殺功臣，是從胡黨案擴大化開始的。
以胡黨案爲發端，朱元璋發動了一場歷時十年的殺人運動。在這十年間，不管是與胡惟庸真有關係，還是假有關係，只要被檢舉爲胡黨同黨，朱元璋就毫不猶豫清除，不但砍頭，而且抄家滅族。無數與他一同出生死的哥們戰友，沒有死在戰場上，而都死在關押胡黨的大牢中。
明代史家談遷評價說：“而當時死徙遍天下，一空印，一盜糧，禍至溢矣。”說當時洪武時期，到處都是死難逃亡者，皇帝斷案小題大做，一點小事犯事，都可能迎來誅滅九族殺身大禍。
爲什麼以仁君臉譜得天下的朱元璋，在得天下之後，卻嗜殺成性?很多人從朱元璋的身世變化解釋過這個問題，這個被歷史學家多次引述，但還有一個原因，卻被忽略了，我在這裏要着重提一下，那就是信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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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朱元璋早年是靠投奔紅巾軍起家。 他爲什麼投靠紅巾軍?因爲紅巾軍在元末天下大亂時，是影響最大也是規模的最大的農民起義軍。紅巾軍的創始人當然不是朱元璋而是韓山童。這個韓山童與一般的農民領袖不同，他不僅是領袖，而且還是教主。他爲紅巾軍注入了強大的宗教教義。佔得了造反的先機。早年紅巾軍是以彌勒教起家，這個彌勒教和一般宗教不同，一般宗教都是主張慈悲爲懷不殺生的，而彌勒教一反不殺生之道，力倡殺人。彌勒教的核心教義是什麼?——“彌勒下生成佛”，“新佛”反舊佛“不殺生”之道，力倡殺人，認爲“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他們“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父子兄弟不相識，唯以殺害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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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紅巾軍軍歌”的來看，雖然反抗民族壓迫有積極的一面，不乏反元的激情和勇敢，但也含有明顯的“嗜殺”成分——
雲從龍，風從虎，功名利祿塵與土。
望神州，百姓苦，千里沃土皆荒蕪。
看天下，盡胡虜，天道殘缺匹夫補。
好男兒，別父母，只爲蒼生不爲主。
手持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才罷手。
我本堂堂男子漢，何爲韃虜作馬牛。
壯士飲盡碗中酒，千里征途不回頭。
金鼓齊鳴萬衆吼，不破黃龍誓不休。
軍歌中，“我本堂堂男子漢，何爲韃虜作馬牛”這樣的豪言壯語是很提氣的，但 “手持鋼刀九十九，殺盡胡兒才罷手”，卻流露出血腥復仇的偏狹。
羽翼豐滿、意欲獨立創業的朱元璋，在智囊儒者的提醒下，漸漸悟到了紅巾軍的侷限，這位左副元帥“單幹”之際，即刻意變臉、大造形象工程，提出“與妖人劃清界限”，但在心底裏，朱元璋應該感謝那些“妖人前輩”，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們的影響，朱元璋前期招兵買馬，雲集反政府武裝，得益於“彌勒教”、“白蓮教”、“明教”的宣揚，對人心影響甚大。對此，也許他是感同身受最深的，所以“成大事”後，下詔嚴禁白蓮社、明教，並把取締“左道邪術”寫進《明律》十一《禮律》，用法律形式列其早期信仰爲非法，而轉尊更有利於統治的“儒教”。
但他的內心深處，是信仰溫和的儒教，還是弒殺的明教呢?難說。雖然他命令將明教列爲邪教反對人信，但他建立的帝國以明爲國號，耐人尋味。不能說這與他的原始信仰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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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將羣臣視爲家畜一樣任意屠殺，也不能說與他的早年信仰毫無關係。在擴大化胡黨歲月，十幾年陰雲密佈，全國到處瀰漫恐怖氣息，上至中央大員，下至黎民百姓，人人自危。這場運動最後演化成了和紅巾軍異曲同工的殺富運動。一些橫行霸道民怨甚深的豪強遭到了報復，許多大戶人家被羅織進來，但平時夾着尾巴做人的普通人家也被私仇者推入陷阱，一時間全國遍地是胡黨分子，到處抄家抓人。這些被抄家產，成爲中央政府或者說朱家皇室的一筆筆巨大收入。
這場大屠殺持續十年，累計屠殺胡惟庸同黨三萬餘人，加上後來擴大化的藍黨，以及連累的無辜百姓，總計十幾萬人死於非命。做了開國皇帝后的朱元璋，殺戰友殺富人殺紅了眼，彷彿“彌勒下凡”，又回到了“殺一人者爲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爲十住菩薩”的“紅巾歲月”……
